中國人成長的三個階段：求學、成家、立業。求學越來越早、成家越來越晚、畢業找不到工作。每一項教育理念和教育實踐的背后，都有中國家長的“教育成功學”在作祟。中國人的成長鏈亦面臨教育和社會的雙風險。
這一年里，中國年輕人臉上寫著的茫然，比任何一個年份都多。
中國人的成長鏈遭遇到最難堪的一環：畢業即失業。可他們曾經這樣被加工：幼兒園、九年義務教育、高考、大學教育。19年的中國式教育目的只有一個：成人、成材、進入社會、有份好工作、有個好前途。
教育沒有社會變化快，是社會問題，還是教育問題?
幼教大熱、大學生找工作大冷；輸入端恐落人后，輸出端無人無津；理想遠大，現實無情；播下龍種、收獲跳蚤——中國社會和經濟運行的結構調整，而教育嚴重錯位。
學歷、學位、雙學位、海位學位、海外留學背景，所學越多、所用越無；私立學校、貴族學校、國際學校、雙語學校，花費愈巨，產出愈低。“成長的煩惱”及至最后一刻幡然醒悟，“讀書無用”又有新的論調和說法。
中國學生、中國家長迎來了自己的成長焦慮癥。中國人成長的三個階段：求學、成家、立業。其中求學和成家在往兩頭發展：求學越來越早（幼教），成家越來越遲（晚婚），立業卻力不從心——房奴、車奴、卡奴、窮忙，每一樣，都埋伏著陷阱。社會復雜、商業險惡。
成長唯艱，于是，家長越加倍投入，希望贏在起跑線、贏在胎教、贏在擇校、贏在專業、贏在才藝、贏在外語，可最后都不免要倒在失業的槍口下。
社會和教育之間供需的巨大剝離，使得付出必須越來越多，而收獲可能越來越少。家長對教育幾乎不叫投入成本，而是不惜血本，但在某一刻，血本無歸，啃老族、宅居族的出現，使得家長明白教育投資有風險、“入校”需謹慎。
中國教育的產業化和體制改革從包分配到雙向選擇到自主擇業經歷了30年。如果把中國的教育比做一條產品線：高中和高等教育是精英化教學、大眾化就業，越來越沒壓力和包袱，收益最大、風險最小；九年義務教育減免了學費，越來越普及，惠及農村，但優質教育資源的有限性使得擇校在城里變成一個紅火的收費項目；少年宮、才藝班等課外教育則是家長的另一套因材施教的成長體系，其熱度不減反升；早期教育業已市場化，各路品牌紛紛涉水搶攤。
有一次導演張元說，他最反對電視上針對孩童的廣告，因為那完全是不對等的誘導。兒童纏著家長購買商品。事實上在教育領域中，有著針對孩子的“二次銷售”：第一次是把教育理念灌輸給父母，父母再把孩子圈進來。
李陽15年的瘋狂英語運動并沒有使中國人的英語變得流利起來，反而是新東方等應試教育的項目變成了一個產業。在聽聞中學生賣聽課筆記居然也演化成創業項目后，一位大學老師在博客上表達了他的憤怒：“我們一直覺得應試教育有問題，也老是嚷嚷要改革，可是改來改去，竟然改出了這個結果：應試教育的受害者們搖身一變，成為了利用應試教育來牟取利益并與這個反人性的教育體制沆瀣一氣甚至為虎作倀的害人蟲！”
那些中等收入以上的家庭們，則另僻蹊徑選擇：私立小學、私立中學、國外留學。他們不認同中國教育，也不想讓孩子整天做不完作業，所以就用高花費鋪就另外一條道路。
但是，他們骨子里仍是希望孩子出人頭地、考名校、進入精英階層，在英語中，專門有一個名詞“中國媽媽”，用來指留學陪讀的中國媽媽，她們替孩子做所有的決定，什么事都是媽媽說了算。
臺灣人亦如此，每個臺灣孩子平均學習了三項才藝。這顯然都不是“自我選擇”，而是“包辦教育”。在中國，有人說子女就像父母的財產，不僅父母對其有撫養權，還有支配權和控制權。從出生開始到上學、工作、結婚生子，這其中沒一件事是父母不操心的，父母幾乎把一輩子都搭進了子女的世界中。
無法成人的幾個變量：社會、教育、父母之責，父母首當其沖。
中國人熱衷于為教育買單。
醫療花費是不得不，教育花費是心甘情愿。北京東北四環附近的一處樓盤項目，因打出“名校全程進駐”的廣告，而掀起了搶購熱潮，一時成為樓市低迷時期的亮點。雖然此承諾未能寫進購房合同，但家長仍火熱咨詢，其心態由此可見一斑。
一份名為《孩子的經濟成本：轉型期的結構變化和優化》的調研報告日前發布，從直接經濟成本看，0至16歲孩子的撫養總成本將達到25萬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則高達48萬元；而估算30歲前的未婚不在讀子女的總成本，這一數字為49萬元。
一個廣州人給兒子從小到大做了筆“預算”，如果按照名牌幼兒園、名牌小學、名牌初中、名牌高中、名牌大學以及出國深造的成長路線，養育孩子需要100萬元。其中的教育支出包括學前教育費用1.092萬元、幼兒園學費10.2萬元、小學教育費18.6萬元（含3萬元贊助費）、中學教育費用16.8萬元（含3萬元贊助費）、大學教育費用4萬元和留學教育費用30萬元，總計超過80萬元。
追求“教育GDP”的盲目沖動，使得政府、教育機構和市場形成一種合謀。教育學者楊東平說：“高教管理追求的就是那些數字和政績。有人稱之為‘教育GDP’，就是規模、速度、科研成果、博士點這些指標化的東西，大家都拼命追求高指標。”
這似乎讓家長和學生松了一口氣，終于不用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了，上大學不再是一個人生的分山嶺。但也正因如此，高考改變命運的時代一去不復返，大學畢業將迎來一個險峻的時期。
“就業難和高校擴招沒有因果關系，甚至就整個國民受高等教育的比率，以及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需求而言，我們的大學畢業生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一位持這種論調的專家說，“大學以面向未來為使命。這并不意味著大學和市場脫節，而是要求大學盡最大努力去揭示那些左右市場的因素和力量，為人們的未來生活提供更好的參考意見，或者創造更好的條件。”
公眾對于教育高成本與就業難的雙重無奈現象無能為力，這一惡性循環的影響還將繼續。
中國家長的教育大綱是：軟教育、硬投入、爭奪教育資源。一般在9月份入學前的“活動期”，不長家長會開始他們最為忙碌的日子。一位家長因為孩子的入學年齡只差幾天，而卡在那里入不了學，她不得不為進入一家實驗小學發愁：“中間人已經找好關系了，學校也一直答應著，但就是沒有下文。”
既便是在北京偏遠的郊區，民營性質的幼兒園也四處開花，但仍趕不上入園的速度，稍微好點的幼兒園就爆滿。幾千元的入園費對于家長來講，是一筆不得不給的投入。在義務教育之前的階段，教育花費在利益驅動下，是一個不小的市場。
但中國家長的教育大綱實在規劃得不怎么樣，包辦孩子的教育戰略，到為孩子選擇一個他并不喜歡的大學專業后，終于出現了分裂：許多人在畢業時放棄專業改行了。
《家長是最好的老師》、《哈佛女孩劉婷》、《100個中國孩子的成功報告》，乃至新概念作文、奧數競賽、國際才藝表演，每一項教育理念和教育實踐的背后，都有中國家長的“教育成功學”在作祟。
望子成龍的中國家長播種龍種、收獲的卻可能是跳蚤。
那些不堪忍受教育體制的人，成為教育體制的外逃者，其中不乏成績優秀的學生。清華大學博士王垠就是其中的一個，他贊賞發明家ED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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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的一篇演講《偉大的年代》：“在這個年代，在這個國家（美國），是有機會發展人的智力、文化、精神方面的潛能的，而這是以前在我們國家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相信每個年輕人都是不同的，就像每個人的指紋都不同一樣，他對解決未解決的問題能提出一個很好的又與眾不同的解決方案。”
LAND的演講常常令人熱血沸騰，他指向富有創造力的大學對年輕人的態度：“我認可他（年輕人）僅僅是個偉大的人，而非天才，他不可能跨越他專長的領域。他不會想到用幾百年的時間縮短問題的解決辦法。他不會突然說人民大眾就是力量，那是天才做的事情。但是在他自己的領域內他會讓事物發展并繁盛；他會因為在他自己的領域內幫助別人變得快樂。在這個領域內如果他沒有取得成功，他會增加不應該被增加的東西。”
“自我實現”在中國的受教育者那里只是一個迷夢。他們只有在成人的那一刻起才擁有自我實現的愿望，在此之前，他們被家長包辦、然后又被學校包辦。這對他們而言是不得不走的一段彎路。
“無法成人”的“成人禮”是一張大學畢業證書，此后，他們被拋棄到自我奮斗的歷程之中。就業和謀生只是其中小小的一頁，當它翻過之后，人們才會明白，中國人的教育大綱需要重修了，而不僅僅是增加國學教育和藝術教育那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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