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燦爛的古代文明，從現有文獻看，早在春秋戰國時代，適應當時的政治、經濟和戰爭的需要就產生了豐富多彩的管理思想，這些管理思想涵蓋了文化管理、政治管理、經濟管理、社會管理和軍事管理。具體的說：我們認為有以下這些方面：1）有關國家治理的理論、方法和具體主張。如《周禮》中，將“禮”作為規定和調整當時社會政治、經濟、法律等方面的準則，百家爭鳴時期，儒家繼承并主張的宗法和禮制，儒家極力維護西周以降的宗法制度，而墨家則堅決反對宗法制度，認為是造成社會不公的源頭；儒家推崇周公的宗法道德，而墨家則崇尚上古時代大禹的無私奉獻。儒家和墨家在當時就有明顯的分歧。隨著爭霸的現實需要，法家思想開始展現出強勁的勢頭，又出現了儒法之爭，儒家主張德治和禮制相結合，實現天下歸仁的理想，強調以德治國；而法家則從人性本惡的角度出發，主張嚴刑峻法，儒家的理想主義色彩濃厚，而法家的現實主義色彩濃厚。孔子、孟子、墨子、韓非和商鞅等人都曾有過系統的思考和研究，有很多思想在當時付諸實踐，對春秋戰國時代800余年的中國社會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大秦帝國以法家思想為核心，統一中國，設立郡縣制，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可以說是其建立之前各種國家管理思想斗爭和實踐的結果，所實行的社會管理、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措施影響了2000年的中國歷史。2）人力資源管理思想深刻而發達。適應當時的社會經濟制度，在人才的選用方面，從世襲到尚賢是當時社會的一大歷史性進步。孔子、荀子、商鞅和李斯等人提出了很多影響巨大的主張，如孔子主張任人唯賢，十分推崇賢才；荀子主張唯才是舉，“安不恤親疏，不恤貴賤，唯誠能之求”；儒家認為“尚賢”比國家的法度更重要；法家雖然反對人治，但依然主張在法治的前提下崇賢尚智，在人力資源管理方面的具體方法如唯才是用、禮賢下士和用人不疑等，大秦帝國一統天下，就最好地證明了法家的這些主張是適應當時歷史發展趨勢和要求的。始于隋代的科舉制度，突破門第限制，為社會下層提供了步入上流社會的通道，增強了社會活力，推動了社會進步。孔子曾主張識別人才，要“聽其言而觀其行”，莊子提出了“九征”的識人之法，三國時代的劉劭更是在莊子的“九征”說的基礎上，寫出了《人物志》一書，提出了極其系統的人才考量方法，滿足對人才測評全面考察的需要，具有很高的科學性和實用價值，1937年，美國著名心理學家J.K.施賴奧克（J.K.Shryock）將其翻譯成英文，取名為《人類能力的研究》，立即風靡西方世界，足見其在人力資源管理方面的重大價值。3)智謀與權術思想發達。春秋戰國時代殘酷的爭霸戰爭和社會競相逐利的情勢，促使一些士子突破傳統的王道思想和禮制約束，探求拯救家國的方式方法，產生了很多享譽至今的著名戰略家、外交家和軍事家。孫子、孫臏、韓非和鬼谷子都是那一時期的杰出代表。《六韜》、《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呂氏春秋》和《鬼谷子》等著作至今仍有重大的實踐指導意義。4）經濟管理思想深刻而發達。管仲、范蠡、白圭和桑弘羊等人既是國家經濟管理的棟梁之才，又是商場上的富商巨賈，很多理論和方法與現代經濟管理相吻合。

    綜上所述，中國自古以來就不缺少領先于時代的管理理論和思想，其中的很多內容，時至今日，仍有很大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