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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生哲學角度反對明末浮夸空談的風氣，講求經世致用的功利主義。 顧炎武痛斥王陽明學派“置四海之窮困不言，而終講危微精一之說”(《亭林文集》卷3，《與友人論學書》)，致使社稷傾覆。他認為治學就是求治道，強調“多學而識，行必有果”，學以致用。他注重實地調查，提倡獨創，反對盲從和剽竊，開辟了清代治學方法和學術門類新途徑，為考據學派宗師。王夫之、黃宗羲也都力主學以“救世”救民。 王陽明作為心學研究宗師，自有其思維進化科學方面的意義，于人生選擇亦廣有啟迪。他完成了時代賦予他的課題，并身體力行救世之道，所以說他“置四海之窮困不言“是不恰切的，將社會的衰退、思想界的問題歸咎于一個并無推行力的思想者也是欠缺斟酌的。不過，我們還是從中看到，王陽明思想對其的啟發作用，并摩擦出了新的靈感的火花，由此把學術思想向前推進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