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回顧過去一個世紀的世界歷史，對人類社會影響最重要的社會現象是什么？

這曾經是彼得·德魯克（PeterDrucker，也譯杜拉克）在即將結束他在這個世界上的人生旅程時思考的問題。根據他的判斷，最重要的社會現象不是電腦和互聯網的流行，也不是任何別的，而是20世紀上半葉公司的興起，還有20世紀下半葉大型牧養教會的發展。

近幾十年來，德魯克為越來越多的人所知，他早已被公認為現代管理學的奠基人，雖然他已在2005年離世，世界各地的人們仍在學習他的思想，無論政界、商界，還是非政府、非營利組織的人士。在將近96年的一生中，他宣講的一個重要主題是，好的管理如何能夠將團伙變成團隊。

然而時至如今——2009年11月19日是德魯克誕辰100周年——這位奧地利裔美籍學者的思想很難說已經得到學習者們準確的理解。一個被普遍忽視的因素是，這位管理學家研究組織的初衷和歸宿不僅僅是幫助各種組織生長為有持續活力的團隊，而是搞清楚活力的源泉和意義究竟是什么。

1989年4月，《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雜志專訪德魯克，頭一個問題就是關于他的注意力為何在晚年的時候從公司轉向了教會，德魯克對此的回答是：“就我所知，恰恰相反，我開始對管理感興趣，是因為我對信仰和制度的興趣。”

一般知道德魯克的讀者，也許不會太在意信仰在德魯克人生中的位置，而這卻很可能是使得德魯克不同于普通管理學家的關鍵所在。他曾經半開玩笑地說，媒體將管理學家稱作“大師”（guru），是因為“江湖術士”（charlatan）這個詞太長了而不適合用在新聞標題中。

德魯克稱自己為“社會生態學家”（social ecologist）。就像自然生態學家研究自然環境一樣，社會生態學家關注人類社會的環境。這也許可以歸入社會學家的范疇，但德魯克還是更強調“生態”這個詞，社會環境如何能夠有持續健康的生機狀態。

在德魯克的眼中，僅僅定睛于社會本身是不夠的，社會的生命活力不止于來自人自己的智慧和愛心，因為人自己也是被造物。這個看問題的立場顯然來自一種更為廣闊的世界觀，超出了社會和自然環境，關系到一切的本源。

德魯克在1993年出版的文集《生態愿景：對美國狀況的反思》（The Ecological Vision: Reflections on the American Condition）中寫道，這本書稱得上一位社會生態學家的宣言：“正是在《舊約圣經》中，‘神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然而，沒有創造這一切的神的靈，被創造的便是虛無。而人特別的任務——他自身的使命和目標——就是在這樣的創造中彰顯造物主，使物質表現靈魂。”

對于這樣的判斷，不僅可能讓生活在現代世界中的很多人感到詫異，對于年輕時的德魯克也是意想不到的。

▌信心的飛躍

1909年出生于維也納的德魯克，少年時就深受社會知識精英們的影響，律師和經濟學者出身的父親常常在每周一舉行宴會，邀請經濟學家、官員和律師討論問題。

研究醫學的母親也在每周的另外一個晚上舉行醫學討論會，同樣是奧地利人的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當時還在世，是討論會的主題之一，德魯克在8歲的時候就被父親領著見過這位心理分析學的創始人。還有音樂晚會，德魯克的祖母曾經是維也納愛樂的鋼琴獨奏家。

這樣的家庭，似乎并不需要信仰上的支持。事實上，德魯克一家是路德宗的基督徒，但像很多近代以來的歐洲人家一樣，這信仰基本只是形式上的。德魯克后來回憶，除了“圣誕節的一棵樹和復活節的巴赫清歌劇”，就不剩什么了。

18歲那年，德魯克厭倦了維也納的學校生活，去德國漢堡的一家棉紡織外貿公司做了學徒，然而抄寫發票的枯燥工作并沒有給他帶來樂趣。他真正的收獲是在工作之余。

他每周都去聽歌劇，那一段的生活讓他開始思考如何避免度過乏味的一生。他驚訝于自己耳朵聽到的充滿活力的《法斯塔夫》旋律竟然是意大利作曲家威爾第（Giuseppe Verdi）在80歲的作品。

發現還不止于此。歌劇并不能完全填滿像德魯克這樣公司小職員的空虛。偶然的機會，他讀到了一本叫《恐懼與戰栗》的小書，作者是丹麥神學家克爾凱郭爾（Soren Kierkegaard，也常譯為祈克果或齊克果），書名來自于《新約圣經》腓立比書信2章12節，內容是作者對《舊約圣經》創世紀中亞伯拉罕獻兒子以撒的理解。德魯克承認，他徹底明白這一切對他意味著什么是多年之后的事情，但他在晚年時仍然興奮地記得當年就有的改變。

德魯克在83歲時回憶，“我立即就知道有重要的事情發生了。我立即就明白，我發現了一個嶄新的、至關重要的生存維度。雖然我那時大概知道自己的工作會是完全在社會之中的，但我同時也明白，遠在1928年，我的生命不會完全——也不能完全——在社會之中，我的生命將不得不有一個超越社會的生存維度。”

這個新發現不僅幫助年輕的德魯克進一步擺脫精神上的困頓，更在之后的歲月中將他帶出對人世的絕望。

從30到40歲，德魯克身處他所感嘆的“深深絕望的年月”。他在1939年出版的《經濟人的終結：極權權主義的淵源》（The End of Economic Ma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里預言希特勒要對猶太人趕盡殺絕，他也在書中描繪了斯大林主義的恐怖，但隨著二戰的結束，關于兩者越來越多公之于眾的真相仍然遠遠超出了德魯克的想象。

到了1949年，德魯克寫了一篇跟他終生的專業看來很不相關的文章，然而正是這一篇卻最可能表達了德魯克管理思想的根基。他給文章起名叫做“不時髦的克爾凱郭爾”，幾十年后被他列為《生態愿景》的最后一章，加上了一個大題目，“為何（只關注）社會是不夠的”。

德魯克坦言，這篇文章源自他的絕望，他寫作的目的是為自己確立希望。他在晚年時說自己能在年輕時遇上克爾凱郭爾對他的幫助，看起來是“偶然，卻更是創造主對他的眷顧”。在很多有才能的人那里，這樣的判斷也許是一種迷信的表現，自己有本事是自己比別人更優秀，怎么又出來了什么創造主的眷顧？

然而在德魯克那里，他在此后的一生中之所以能夠堅持不懈地爭取做具有創造性的工作正是他對創造主——而非人和社會——的信靠。克爾凱郭爾給他展現的那個生存維度極具吸引力，以至于德魯克專門學習丹麥語以更好地理解書中的意思。

德魯克寫道：“只有在對神的信仰中，人才能不絕望。罪的反面不是德行，是信仰。信仰是認信，相信在神的里面，不可能的能成為可能，在祂的里面，時間與永恒合一，生與死都是有意義的。信仰是知識，認為人是被創造物——不是自主的，不是主人，不是目的，不是中心——然而卻是要負責任和自由的。人只有承認靠自己在根本上是孤獨的，才能接受神的拯救，相信神總是與人同在的，甚至‘直到我們死亡的時刻。’”

▌化腐朽為神奇

至于信仰的實踐，德魯克提醒，不能與當今所謂的“神秘體驗”混為一談，不是修煉如何呼吸或沉浸在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的音樂就能實現的。

“只有通過絕望，通過苦難，通過痛苦和無盡的磨練，才能達至信仰。信仰不是非理性的、傷感的、情緒化的、自生自發的。信仰是經歷嚴肅的思考和學習、嚴格的訓練、完全的清醒和節制、謙卑、將自我服從于一個更高的絕對意愿的結果……每個人都可能獲得信仰。因為每個人都知道絕望。”

比德魯克早生差不多100年的克爾凱郭爾間接幫助建立了現代管理學的根基，但這樣的間接作用可能也并非完全的意外。克爾凱郭爾生前不得不面對的一大問題就是如何解決個體和組織之間的關系。在丹麥、德國和大部分歐洲，信仰組織國家化的現象很嚴重，克爾凱郭爾對此極為反對。然而，這個局面到今日似乎都沒有完全的改變。

對德魯克來說，能夠移民美國而不是一直在歐洲生活下去是他能夠直接對現代管理學做出重大貢獻的一個關鍵前提，雖然當初他是因為撰寫關于德國神學家和法學家施塔爾（Friedrich Julius Stahl）以及猶太人問題的文章而被迫離開納粹德國。

在美國，人們信奉“無論信仰組織還是商業組織都應避免國家濫用干涉”的原則使得德魯克可以親眼目睹這兩種組織更為充分發展的樣子。信仰在德魯克那里也不再只是停留在理論和個人生活上，而是進入更深廣的社會生活之中。

1943年，因《經濟人的終結》——丘吉爾曾經撰寫書評并推薦給英軍官兵——以及稍后出版的《工業人的未來》（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帶來的影響力，33歲的德魯克受邀在著名的通用汽車公司（General Motors）進行了為期18個月的考察。那時，人們的目光似乎還在不知何時才能結束的二次大戰之中，德魯克卻正在進行他一生中最為后人所知的研究工作。

《公司的概念》（Concept of theCorporation）被作者自己稱為有史以來第一部把公司作為社會組織研究的書，通用汽車公司只是一個標本。

跟當時以及后來很多討論公司的論述不同，《公司的概念》將公司還原到產生公司的特殊社會土壤中，奠定這個土壤根本的是德魯克在克爾凱郭爾那里看到的價值觀，即，社會制度和社會組織本身都不是目的，它們都是服務于高于社會存在的上帝意志的工具，其中的人不是為了達到社會目的的工具，恰恰相反，社會被上帝用來實現祂賦予人的使命。

對人的尊重貫穿了德魯克大半生的言論。幾十年后，92歲的德魯克在《哈佛商業評論》一篇題為“他們不是雇員，他們是人”的文章中指出：對于任何組織而言，“偉大的關鍵在于尋找人的潛能并花時間開發潛能。”如果失去了對人的尊重，這里的開發潛能很可能被理解成僅僅為了組織的績效而把人視為使用的工具。只有恢復對人的尊重，才可能真正把人的才能釋放出來。

德魯克所謂的人，是他所信仰的創造主賦予的生命，人之所以有尊嚴有才能，是因為人乃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這形象不在于人的長相，而在于人的靈魂，正如德魯克在《生態愿景》中所說，“沒有創造這一切的神的靈，被創造的便是虛無。”

進一步，為什么按照神的形象所造就有尊嚴和才能了呢？德魯克在他一生的著述中屢次提及基督信仰是自由社會能否長成的根基，比如，他在《工業人的未來》中提醒：“自由根植在（耶穌基督的）登山寶訓和圣保羅的書信中”。這本書被作者的很多朋友和批評家們認為是德魯克最好的著作，也是作者認為自己寫過的書中最有宏觀視野的，因為這是德魯克唯一一本全面描述他心目中的自由社會圖景的書。

在基督信仰中，神不是高高在上發號施令的統治者，而是降卑為人重新獲得圣潔永恒的生命而舍棄自己的犧牲者，在《圣經》中，神就是愛，是愛的源泉，神創造宇宙就是出于愛，而愛的意思乃是舍己。這就是人所以有尊嚴和才能的來歷。

德魯克所說“尋找人的潛能并花時間開發潛能”，實質上就是舍己犧牲的表現，組織的建立，不論是組織本身還是其中的帶領人和成員，都需要奉獻自己的生命和時間，為了幫助每個生命都能夠彰顯愛的才能，也就是德魯克在他的那本社會生態學家宣言中申明的：“人特別的任務——他自身的使命和目標——就是在這樣的創造中彰顯造物主。”

在德魯克看來，從這樣的維度看待個人與組織的關系不僅不流于理想化，其實可以解決一個非常普遍的現實難題。

德魯克在2002年2月的《哈佛商業評論》中寫道：“根據統計學顯示的規律，任何組織都不可能找到足夠多的‘優秀人才’，一個組織唯一能夠在知識經濟和知識社會中成為杰出的途徑是使得現有的人們產生更多的能力——即，通過對知識工人的管理產生更大的生產力。這個挑戰，引用一句老話就是，‘讓凡人做非凡之事。’”

如果僅僅看到這樣的話，德魯克為社會組織給出的成功之道跟很多被稱為“大師”的管理專家和顧問們提出的沒有多少不同，甚至，這樣似乎能夠點石成金的金玉良言聽多了會讓人感到茫然或麻木。

德魯克給世界提供的卻顯然不僅是這些。他在18歲時開始的轉變本身也許是他自己所經歷最好的點石成金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