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說農民救贖中國經濟，不如說土地救贖中國經濟。因為，中國的每一次社會變革幾乎都是與土地聯系在一起。與其探討農村市場、三農問題，本質上不如探討土地問題。因為，有了土地才有農民，土地是農民的根，弄明白了根也就弄明白了枝葉。

縱觀5000年中國歷史，每一個皇帝推翻另一個皇帝均是以“土地的重新分配”為動力號召土地上的農民進行的一次又一次對政權的更迭。在農業經濟時代，土地是農民的根，有土地就有一切，沒有土地就什么也沒有，只要一提出以土地再分配為內核的變革，幾乎可以在一夜之間驅動千百萬的農民完成一場血雨腥風的運動。無論唐宋元明清的朝代更迭，還是太平天國的運動，幾乎都是在土地再分配的旗幟下進行的。新中國的成立也毫無例外的是以“打土豪、分田地”為動力的。而中國歷史上每一次國家的富強也幾乎是以土地的一種改良運動為內在推動力的。無論是秦朝的商鞅變法，還是宋代的土地制度變革，還是改革開放初由鄧小平先生親自推動的土地承包責任制均是這是一模式（改革開放后中國土地第一次變革）。當中國農村的土地運動實現了中國農業的初步繁榮之后，土地運動就從農村走向了城市，也就是農村經濟向城市經濟的階段性跨越。這就是所謂的“中國經濟縱深發展”。

中國的城市經濟整體上是以房地產拉動為基本主線的。而城市房地產本質上是土地的另一種形式，城市房地產是一種搭在空中的土地（改革開放后中國土地第二次變革）。當城市房地產帶動的中國幾十個行業整體向前邁進的時候，城市的土地運動進入了一個居高不下的怪圈，甚至出現了地產商挾持國家經濟的這種潛在隱患。房地產商們將城市地產的價格拉到了一個暴利的程度，反過來又抑制了城市的消費。在這種情況下，城市的土地運動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艱難時期。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的土地運動又反過來轉回到農村，這就是本屆政府在改革開放后提出的又一重大的土地改良運動的另一階段。這個階段，以實現農村土地的流轉為基本特征。我將它定義為“改革開放后中國土地的第三次運動”。他所帶來的全方位意義很多人還沒有看到，至少還沒有全方位的認識。

我們認為，這次土地流轉運動（第三次土地變革）將催生巨大的經濟模式的轉型，他將帶來的經濟效益和對中國經濟的推動將是空前的和罕見的，他的意義將超過前兩次運動。

首先，農村土地的自由流轉將使中國的農民結構發生巨大的變化，一部分中國農民將得到空前的解放，而不會被僅有的幾畝土地束縛。將有很多人把土地流轉給他人而轉化為離開土地的“非農民”。他們進入到城市，無論是工作還是消費，將帶動中國整體消費的擴大。

其次，土地自由流轉后，能夠實現土地集約化大規模經營。一改一家一戶低水平、低效率的經營模式，將使中國的農業產業化真正具有了基礎。而“農業產業化”將成為土地流轉運動帶來的最大經濟效益。只有農業產業化這一模式才可能產生真正高品質的農產品，才可能產生真正的農產品品牌；農業產業化模式將從根本上把農民變成農業產業工人；農業產業化經營將使農業走出高成本、低效應的貧窮怪圈，使更多的農民獲益；農業產業化的經營模式將同時拉動城市消費的升級變革，使農業產品在消費者心中由“農副產品”轉化為真正的農產品品牌消費。他所形成的經營、物流產業鏈將需要大量有文化的人才參與其中，這將從根本上改善農業產業生產者低層次的狀況，將實現農民城市人口的空前大融合！

再次，品牌化的農產品將進一步刺激城市人群的大膽消費，從而有力的改善中國人群消費的結構和檔次。而原有的農村人口則會以農業產業化經營后的收入拉動中國的整體消費。農業產業化將使更多的城市人參與到農產品的產業經營中去，而一部分農民又要走到城市中來，這將弱化幾千年來形成的城市與農村的剪刀叉。這將使中國城市與農村的單向流動變為雙向，這個流動不僅表現在人才上，還表現在消費上、投資上、文化上。他將帶動中國的二元經濟結構向一元化的大融合。

從這個角度講，無論是說土地救贖經濟，還是說農民救贖城市經濟都是有一定道理的。就讓我們期待中國這第三次偉大的運動在胡主席的領導下實現偉大升華和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