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國學課程主要是周易、儒家、道家、兵家、釋家思想，卻沒有我們常常津津樂道的外儒內法的法家，中國文化陽儒陰法，法家才是核心，為什么把這個法家忽略了呢？有人知道原因嗎？
　　
　　有人說，法家治亂世，過于嚴苛，于安定之世無功。其實，“嚴苛”二字從何談起？商鞅刑太子的師傅公子虔，和今天美國總統站在法院受審是一個道理，為什么說法家嚴苛呢？
　　
　　我對儒家之法、法家之法和西方國家憲政之法做了比較，發現法家之法除了司法獨立和分權思想沒有提出之外，和西方憲政之法極像。
　　
　　我認為法家被冷落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沒有人去深入地研究法家的精髓，法家被千百年來占主流的儒家思想所扭曲造成。今天的人們已經知道西方管理學知識了，而且應該知道法家和西方管理學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應該去挖掘整理發揚，使之為今人所用，去其不足。
　　
　　儒家之法是尊卑等級的別異立序之法，受身份、等級、特權的決定，法家則是一決于法，企業管理當然要選擇公正管理員工，否則員工怎么會在企業中有積極主動性呢？我想民營企業是需要法家之法的。
　　
　　現在的社會和戰國激烈變革的時代很類似，道德仁義不足以領導企業前進，太迂闊遼遠，還是需要基本的正負激勵手段（二柄）加上領導者的方法（術）來驅動企業的經濟引擎。
　　
　　法家最基本的“術”是什么，愛好國學的企業家們知道嗎？
　　
　　法家最基本的“術”是刑名參同，也就是職位要和責任相匹配，工作任務要達到預期的工作效果，達不到或超過，用正副激勵手段（二柄）對該人進行相應的獎懲。這明顯是現代所謂的績效管理，不過我研究法家發現他們的績效管理思想真的很深刻很縝密，很值得研究。
　　
　　前些天學員在我房間深入討論了用形名參同和眾端參觀思想制訂KPI和遵循SMART原則的問題，獲益頗深，專門在課堂上講了一下，學員反饋極佳，就是在如何運用KPI管理工具時，有了能實際操作的依據和制訂的思路。
　　
　　KPI在執行中往往有兩個傾向，一是過于嚴格，造成人際關系緊張；二是過于中庸，導致不太會“做人”的能人得不到較高的分數。形名參同從四個關系一致原則導出的KPI，可以規避這兩類問題，使管理更加透明和公正，使企業內部的價值觀更符合企業利益。
　　
　　明年我的《王權論》要出修訂版了，會把這些新的研究成果放進去，喜愛國學的企業家們可以關注一下。
　　
　　分享一段《王權論》：
　　
　　李世民問房玄齡等大臣：“隋文帝楊堅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回答說：“隋文帝勵精圖治，每天從早到晚議政，吃飯很簡單，性情雖然不夠仁厚，但也算得上是有為的君王。”李世民說：“你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為人‘不明而喜察’，‘不明’就覺察不到那些奸邪之人的行為和妨礙政治的不便措施，‘喜察’就好懷疑別人，所有事情靠自己決斷，而不依賴群臣。天下如此廣大，不得不日理萬機，就算非常勞苦耗神，怎么能做到每件事都正確呢？群臣既然了解了隋文帝的獨斷專行，就不敢對處理不當的事情提出意見了，所以隋朝二世而亡。我和隋文帝不一樣，我任用天下最優秀的德才兼備之人才，按照能力大小授予官職，讓他們操心管理天下眾多的事務，再由宰相把關，對國家大政方針深思熟慮，然后才報告給我。群臣有功，我就賞賜；群臣無能，我就懲罰，還有誰敢不盡心職守，天下怎么能不得到好的治理呢？”
　　
　　隋文帝因為對臣子雖然心存懷疑，卻沒有能力證實他們瀆職，不得不自己操作所有政治事務，結果導致種種政治弊端，喪失了政權。李世民僅用“二柄”和“形名參同”思想，就實現了“貞觀之治”，這即是君王用“術”最經典的案例。
　　
　　我想這類小故事對企業家們是有啟發的
　　
　　這應該屬于領導力的范疇，屬于“術”，術用好了，不是像某些陰謀家們那樣的害人害國，而是能高明的治國平天下，何況用在一個企業的管理上呢？供您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