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教授較真了，他和張維迎有關產業政策方面的爭論，進入了第二回合。
8月份，北京大學張維迎教授在多個論壇發表演講，炮轟產業政策，主張廢除任何形式的產業政策，強調政府不應該給任何企業、任何行業任何特殊的政策，真正的企業家不應該有這個奢望。
隨后9月13日，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發表文章，觀點旗幟鮮明，與張維迎教授針鋒相對，“至今還沒有看見一個成功追趕的發展中國家，或者持續發展的發達國際，不用產業政策的。”
不過，中秋期間，張維迎又發表文章回應，指出了“林毅夫在產業政策上的四個錯誤”。隨后，針對張的批評，林毅夫也發表文章作出回應并進行逐條反駁。 這對老冤家的爭論進入第二回合。
張維迎和林毅夫兩位教授進一步就產業政策作用分別發出四點批評與回應，兩人從各自角度闡釋“后發國家保持長時間持續增長的原因；發揮比較優勢與強調政府作用是否存在矛盾；企業家精神與產業政策之間的矛盾；以及討論重新思考戰略與體制的關系。”今天為讀者朋友們分享如下。
本文由政經資訊新媒體《觀察者網》（微信ID：guanchacn）綜合，兩篇文章均首發于公眾號“經濟學家圈”，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張維迎：林毅夫在產業政策問題上犯了四個錯誤
林毅夫教授認為政府為了推行趕超戰略，不得不扭曲體制。但究竟是體制導致了戰略，還是戰略導致了體制，是很值得進一步深究的。
張維迎（資料圖）
（1）后發國家保持長時間持續增長很難說是奇跡。哈耶克早在上世紀40年代就指出，缺少自由的國家可以利用自由國家發展起來的技術保持一段時間的高增長。真正需要解釋的是為什么這些落后國家之前沒有發展。
人類歷史上真正的經濟增長奇跡應該是英國和美國。由于工業革命，英國從一個邊陲島國成為人類現代文明的引領者。美國則從一個南北戰爭之前80%以上人口都在農村的農業國家，在三十年后的1890年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國。
中國的經濟增長值得我們高興。這說明，人只要有自由，就會有發展。中國過去30年之所以取得這么好的成就，就是總體而言政府管的越來越少，雖然中間有所反復。目前之所以還有很多問題，是改革不徹底造成的。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中國目前彌漫著一種過度自信的氣氛，一方面反對普世價值，另一方面期望把中國的經驗變成普遍的規律用來指導其它國家。實際上，中國過去30多年在持續經濟增長的同時，卻并沒有創造能對人類未來發展提供重要推動力的新技術。英國產業革命期間創造蒸汽機，帶來了機械化；美國在南北戰爭之后30年里在電器以及汽車等方面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如果我們不能夠謙遜的對待成就，我們就可能走向反面。
（2）發揮比較優勢與強調政府作用存在矛盾。林毅夫教授的經濟學說始終強調經濟發展要利用比較優勢；與此同時，林毅夫教授也強調要充分發揮政府的作用來利用比較優勢。這存在邏輯上的矛盾，也與歷史上的經驗不相容。
理論上，最初提出比較優勢理論的斯密和李嘉圖等人以及后來強調分工帶來的內生比較優勢的楊小凱教授都認為，市場是最有效發揮比較優勢的制度。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的比較優勢沒有得到發揮的原因就是因為當時市場的作用被否定了。存在市場的時候，每一個人都會想盡一切辦法利用比較優勢。比如說，陜北缺水，農民不會自發選擇種水稻。然而計劃經濟則可能要求農民在沒有水的地方種水稻。
（3）企業家精神與產業政策存在矛盾。社會進步和人類富有的本質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需要依靠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的來源是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可惜地是，目前正規的經濟增長模型都缺少企業家這個關鍵因素，因為他們假設所有人都同樣聰明理性，這是經濟理論和經濟增長理論的重要缺陷。誠然，企業家有可能判斷錯誤，但是他們與常人不一樣，一旦成功便可以給社會帶來極大的好處。
正是因為企業家精神的重要性，產業政策的負面作用才更加鮮明。四十年前，比爾蓋茨預計未來將會是一個計算機的世界，所以他一頭扎進了軟件產業。產業政策能夠取得積極作用的前提是制定政策的政府官員比企業家更有能力去判斷未來，然而這個前提是不成立的。政府官員的優勢并不在于能夠更準確地判斷未來，而在于能夠在現有的官僚主義下循規蹈矩地做好本職工作。在體制層面上，也并沒有相關的激勵促使政府官員冒巨大的風險制定未來才能證明正確的產業政策。過去各國的產業政策大部分都失敗了，就是因為產業政策在本質上與企業家精神是不相容的。
在實際操作上，正確有效的產業政策的制定非常困難，不論是企業家還是科學家都難當大任。首先，企業家本身隨著時代變化，過去成功的企業家也不是判斷未來的最好人選。假如1990年美國任命比爾蓋茨負責制定產業政策，那么互聯網肯定會遭受重大的打擊，因為當時比爾蓋茨只在乎個人計算機，而不看好互聯網。其次，即便由最前沿的科學家組成產業政策委員會，也只能看到某一個領域上的技術變化，而無法像企業家一樣看到人類本身的需要。更不要說由政府官員制定的產業政策，有很多例子可以說明其無用甚至有害。比如，地方政府希望將光伏產業扶植成主導型產業，用土地、信貸和稅收等優惠來招商引資，導致過度進入的潮涌現象。
（4）重新思考戰略與體制的關系。林毅夫教授認為政府為了推行趕超戰略，不得不扭曲體制。但究竟是體制導致了戰略，還是戰略導致了體制，是很值得進一步深究的。從歷史上看，最初主張推行計劃經濟的人并不是出于趕超的目的，而是基于防止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的需要。一旦實施了計劃經濟，政府肯定要折騰。出于執政合法性的需要，政府不可能提出一個倒退的戰略，所以只能趕超。一旦存在這種趕超戰略，企業家精神就會遭遇打壓，否定個人權利和市場的存在。
討論體制與戰略的問題，實際是在討論究竟政府是個人實現幸福的工具，還是個人是政府實現某種戰略的工具的問題。如果個人可以成為實現政府實現某種戰略的工具，那么實施國家戰略存在合理性。反之，如果政府是實現個人幸福的工具，那么就應該保證更多的個人自由，促進市場體系建設，讓企業家精神發揮作用，實現經濟的健康發展。
林毅夫：政府不解決問題 企業家精神也無法發揮
基礎科學的革命不受企業家精神影響，而是政府支持的科學家推動的，政府部門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專利制度的建立也是政府的工作。如果說中國落后是因為沒有自由，我覺得這個解釋沒有抓到現代經濟出現翻天覆地變化的根本原因。
林毅夫（資料圖）
張維迎教授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問題。第一，他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之前之所以發展不好，最根本的原因是沒有自由。
實際上，中國傳統社會就是自然經濟，“日出而作，日沒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是相當自由的，當時政府的力量對生產沒有多大影響，基本上就只是收稅，但仍然發展不好。
此外，從歐美等國的經歷來看，工業革命的產生與企業家精神有關，但是它還有賴于基礎科學的革命和產權制度的建立。基礎科學的革命不受企業家精神影響，而是政府支持的科學家推動的，政府部門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專利制度的建立也是政府的工作。
如果說中國落后是因為沒有自由，我覺得這個解釋沒有抓到現代經濟出現翻天覆地變化的根本原因。
第二，張維迎教授認為發揮比較優勢與強調政府作用存在矛盾。我覺得比較優勢有靜態和動態之分，在發揮動態比較優勢時，政府的作用很關鍵。
隨著經濟的發展，要素的稟賦結構會發生變化，一些原來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變得符合比較優勢，這時就需要技術升級和產業結構變化，既會面臨很多外部性的問題，也會面臨很多協調的問題，比如對基礎設施、金融支持、法律服務的要求會相應變化，這些變化不是單獨企業家能夠做的，必須要由政府協調不同的企業來進行，或由政府來提供。
第三，張維迎教授認為企業家精神與產業政策存在矛盾。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在《國富論》里面沒有提到，但是非常重要的，在這方面熊彼特做了深入的闡述。
不過，企業家的創新主要是在產品層面的創新，或者技術運用方面的創新。這些創新建立在基礎科研跟公用技術的突破之上，而基礎科研跟公用技術的突破大多是政府支持的，即使美國到今天也還是這樣。
以大家津津樂道的喬布斯為例，1976年推出的蘋果I型計算機是建立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以美國政府的公共資金支持的計算技術的研發成果上，2001年推出的IPOD和其后的IPHONE也是建立在政府資金支持而研發出來的衛星定位、聲控和大規模儲存等新技術上的，喬布斯的天才在于把這些新技術組合開發成消費者喜愛的新產品。政府對基礎科研的預算支持是有限的，需要有戰略性的選擇，哪些支持，哪些不支持。這就是產業政策的作用。
潮涌現象的出現不是產業政策導致的。如前所述，上世紀90年代美國沒有互聯網的產業政策，同樣有互聯網的潮涌現象。我同意大部分國家的產業政策是失敗的，但是我們也要看到，成功的國家都有產業政策，沒有產業政策的國家基本上沒有成功的。我們要避免產業政策的失敗，也要避免沒有產業政策的失敗。所以，應該研究什么樣的產業政策能夠成功，這也是新結構經濟學所要做的貢獻的地方。
最后，張維迎教授認為國家發展戰略侵犯個人自由。我的觀點是，在結構變遷過程當中，如果政府不因勢利導解決問題，不對基礎科研、基礎設施、教育、金融等進行完善，那么企業家精神也發揮不出來。政府發揮作用的方式只要是對的，其實能給予個人更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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