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境界，“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即能夠感受到辛勤學習溫故知新之樂。學習本來并不是一件人人都會感到愉快的事。學習‘為人’以及學習知識技能而實踐之，當有益于人、于世、于己，于是中心悅之，一種有所收獲的成長快樂。一個人修養達到這種境界，則能感受到學習的愉悅；達不到這種境界，學習就會變成一件相當痛苦的事。所以，這是最起碼的境界。進入不了這種境界，所謂學習就無從談起。《論語》首章首句便是，‘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孔子還反復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這種精神不只是儒家的教義，更重要的是它已經成為中國人的普遍意識或潛意識，成為一種文化心理結構或民族性格。”換言之，孔子所說治學的第一境界，數千年來已經為中國人所普遍接受，成為治學者的一種共識。
第二境界，“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即能夠感受到朋友之間切磋批評之樂。過去許多人只從字面上理解，把這句話作為熱情好客的口頭禪，其實只是看到其表象。“朋”的本義，是“以勸善規過為先”的人。方苞《與翁止園書》云：“仆又聞古人之有朋友，其患難而相急，通顯而相致，皆末務也。察其本義，蓋以勸善規過為先。”朋友從遠方來，“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左傳》襄公十四年），既說明孔子當時影響巨大，同時也說明孔子對知己的渴求和對批評的渴望。孔子的號召力、吸引力、凝聚力從何而來？我看，不僅來自他“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教學熱情，更多的則來自他尊重他人批評，“過而能改”的人格魅力。他提倡“朋友切切、偲偲”；又說：“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可見他盼望諍友，歡迎批評。能不能真心歡迎批評，尤其是自己有了一定成就之后能否繼續真心歡迎批評，就成為治學的第二境界。這一步跨不過去，治學就很難有什么大成就。
第三境界，“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即能夠感受到只問耕耘不問收獲之樂。如何對待“人不知”，其實就是一個如何對待名譽地位利益實惠的問題。真正成為一個大學問家，決不會一天到晚去揣摩如何出名牟利、升官發財，揣摩走什么路子討誰人歡心，決不會一時一刻看不見“粉絲”追捧自己就大嘆寂寞難受。而學問一旦成為名韁利鎖，成為飛黃騰達的敲門磚，既是對治學的褻瀆，更是治學者自己的恥辱。孔子說：“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所以說，“人不知而不慍”，才是治學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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