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數據老兵，我數據工作經驗已經很多年，可是對數據要素的研究也就是今年這幾個月的事情，從要素的要求反思數據工作，卻給了我許多新的啟發和感悟。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重大決定提出，“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第一次在公開場合提出數據是生產要素，2020年4月9日，中央第一份關于要素市場化配置的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本文統一簡稱“《意見》”）正式發布。《意見》指出了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五個要素領域改革的方向，明確了完善要素市場化配置的具體措施。數據作為一種新型生產要素，成為了《意見》中備受關注的內容。一石激起千層浪，業界在短短時間內涌現了大量的關于數據要素的聲音和觀點。

    所謂生產要素，是一個經濟學的范疇，它指的是生產經營中所需要的各種社會資源。所以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生產力條件下，生產要素所包含的內容有很大不同。今天數據成為要素，說明數據已經成為現代生產經營中所必須的社會經濟資源，這是今天的數據要素明顯區分于過去數據工作的本質特征。

    數據成為當代社會生產力關鍵資源和要素，數據生產力成為人類改造自然的新型能力，意味著人類改造自然的生產方式從直接走向間接，從能量轉換工具走向智能工具，從勞動者走向知識創造者，從能源資源走向數據新要素，從經驗決策走向基于“數據 + 算法”的決策，從他組織走向自組織，從產品分工走向知識分工，從小規模協作邁向數億人的全球實時多邊協作，但數據生產力本質是解放人的生產力，在新時代就是充分釋放人的創造力，數字化和在線恰恰是全球化多邊協同創新的必選項。特別是在這次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間，遠程醫療、在線教育、共享平臺、協同辦公、跨境電商等服務廣泛應用，對促進各國經濟穩定、推動國際抗疫合作發揮了重要作用。。

    理論上由于數據對發揮其他要素價值的倍增乘數效應，可以通過數據要素放大勞動力、資本、技術等其他生產要素在社會經濟產業價值鏈中的價值，通過基于數據要素的融合創新實現商業價值的倍增，從而給生產的利益相關方都帶來更多的好處。

    數字經濟已經提了這么多年了，可數字經濟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仍然是亟待深入研究的課題，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孕育興起，數字技術強勢崛起已經成為生產力發展新動能，催生了眾多新的生產范式，誠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陳述的“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人物都承認，采用機器，將對那些首先成為機器競爭對象的舊有手工業和工場工業中的工人帶來災難性影響”，當數據成為要素，很多生產范式在數據驅動之下把原來由人類崗位完成的重復勞動換成人工智能機器，也必然帶動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巨大變化，傳統的基于物質產品形成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數據成為一種新的生產要素后必然會形成基于新的數字化+產品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形成社會經濟新的利益和財富分配機制，這涉及到新工業革命的本質，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水區。

    在市場經濟中，商品是為交換而生產的勞動產品，一切商品都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兩個因素，商品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統一體。而數字經濟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明顯遇到很多的新情況，信息（數據）與一般商品迥然有異，它有著難以捉摸的性質，買方在購買前因為不了解該信息（數據）無法確定信息的價值，而買方一旦獲知該信息（數據），就可以復制，從而不會購買，故而信息（數據）是無法完全市場化的，這就是信息經濟學的“阿羅悖論”。

“阿羅悖論”實際上是凸顯了供需雙方的信任對數據市場的重要意義在數據交易中，數據需求方因為難以判斷數據的質量和價值，可能花了大價錢，卻沒有獲得能實現預期目標的數據；數據提供方也因為缺乏有關需求方的信息，而低報了數據的價格，更不用說其對數據安全和數據濫用的擔憂。

     面對數據交易的雙邊信任困境，與其說數據供需雙方是在做交易，不如說他們要建立一種長期的數據交換與共享合作伙伴關系，他們在長期的數據交換與共享合作中滿足各自的需要、實現各自的價值，一次性的購買行為明顯無法給雙方帶來確定的好處。

    《意見》提出：“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引導培育大數據交易市場，依法合規開展數據交易”。這為培育和發展我國數據要素市場、進一步完善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指明了方向和路徑。這其中有多重難題仍需解決，包括數據確權、數據的安全合規、數據要素的價值評估、價格機制等問題，其中數據要素價格機制是市場配置的核心。

     自2015年貴陽首建大數據交易中心后，全國各地根據自身優勢也紛紛建立數據交易公司，但就目前情況來看，數據交易規模仍然不大，市場影響力也還很小，數據要素市場仍處于初級階段。從國際趨勢看，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仍未出現得到廣泛認同并已驗證行之有效的商業模式和實施路徑，而現在國內先行先試的數據交易市場機制也還不透明和成熟，這方面各國各地都還是在摸著石頭過河，沒有通用的數據質量標準、價格形成機制及價值衡量標準可供借鑒。

    這些命題明顯超越了純粹數字技術的層面，是新時代的政治經濟學需要持續開展研究的時代課題，需要相應的理論創新與建構。習總書記在2020年8月24日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時代課題是理論創新的驅動力，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都是通過思考和回答時代課題來推進理論創新的。

     總書記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要堅定不移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培育新動能，提升新勢能，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和產業創新高地。要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圍繞創新鏈布局產業鏈，前瞻布局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發展未來產業，發展數字經濟。”“要著眼于解決高質量發展中遇到的實際問題，著眼于建設更高水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需要，多策劃戰略戰役性改革，多推動創造型、引領型改革，在完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創新鏈產業鏈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高水平開放型經濟體制、民生服務供給體制、生態環境和城市空間治理體制等重點領域先行先試。”

    我認為 ，“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圍繞創新鏈布局產業鏈”“完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創新鏈產業鏈融合發展體制機制”，習總書記這兩句話指明了推動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的發展方向和關鍵抓手，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就是要融合創新鏈和產業鏈的黏合劑，并且成為體制機制改革的重點。

(2020年10月19日初稿，如需引用，請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