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法國國際廣播電臺就“中國模式”在應對疫情中發揮的作用及對世界影響問題，采訪了法國國際關系與戰略研究所研究員巴泰勒米·庫爾蒙，其結論如其標題：“中國模式”正一帆風順。

     張維為教授在東方衛視電視理論類節目《這就是中國》中以八大特色歸納“中國模式”的特點:1.   實踐理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2.   有為政府。3.   穩定優先，“穩定壓倒一切”。4.   民生為大，“民為邦本，本固邦興”。5.   漸進改革，“摸著石頭過河”。6.   混合經濟，“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混合，市場力量和政府力量的混合，國有經濟的作用和民營經濟作用的混合，既發揮市場經濟支配資源的高效，也確保社會主義宏觀整合的長處。7.   對外開放，同時“以我為主，絕不盲從”。8.   三力平衡——政治、社會、資本力量。

     不盲目追隨別人，始終將自身的國情、發展情況放在第一位，這使中國成為世界上唯一沒有陷入金融危機、經濟危機、財政危機的主要經濟體，并且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現在還走到了世界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最前沿，中國在一次次歷練中總結經驗教訓，形成了一整套經得住質疑、比較和考量的“中國模式”。

     作為中國人，我當然對此感到非常自豪，中國的“中”就是“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的“中”，如何達到這個中，就要“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正是這種文化，讓中國人可以在萬千世界所形成的巨大多樣性中尋找一種可以讓大家都感覺舒適的共通性，或者說用“道”來概括的思維方法的最大公約數，這是賦予了“中國模式”無限生命力背后的哲學或者說文化基因。

      道理雖強，實用為大；空談誤國，實干興邦，中國的強大是干出來的。“中國模式”的成功關鍵還是要持之以恒地干好自己的事情，只是今天我們也不能僅僅埋頭苦干，也必須同時做好各項實踐經驗的收集、積累、歸納、總結、提煉和升華，更加豐富“中國模式”的方法體系和理論框架，這不但是復興中華民族所必須的，也是造福世界人民有大益的。

       就近代來說，世界的話語權是在歐美西方的，信息科技也是英美發明的，在數字科技領域，中國和全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一樣都是跟隨者，但這并不代表中國就是一個沒有數據基因的國家。  

        談到各項實踐經驗的收集，就離不開數據工作，并不是到了今天信息科技發達的大數據時代才要重視的工作，我們可以說，任何一個文明的發展都離不開持續的數據收集、加工和處理工作，中國五千年文化延綿至今，跌宕起伏卻從未中斷，這背后離不開以數據支撐的文化傳承和發展工作，如果沒有以伏羲八卦為源頭的“象-理-數”文化體系，如果沒有我們祖先留下如此之豐富的符號（數據）資源，我們這些后代后學又能從中學到多少？別說“中國模式”了，恐怕連“中國文化”都難以存續了。

        曾幾何時，我們老詬病中國人身上“差不多先生”的文化陋習，可經過這次疫情，我們需要重新認識我國的“數據文化”了，“差不多先生”不應該還是戴在中國人頭上的大帽子。病毒可不聽西方政客口里怎么說“科學”、“人權”、“民主”、“自由”這些普世的道道，在重大災害挑戰面前，中國人表現出了世所罕見的思想團結性、行為一致性和執行高效性，結果最早爆發疫情的中國現在反而成為全世界比較安全的“凈土”，我們還是“差不多先生”嗎？我想病毒已經替中國人給出了說法和答案。

        在中國社會上，重視人情的中國人的確是怕老和身邊人講數的，不會動不動“讓數據說話”，因為過于精明的人在中國文化中很難處事圓滑，但中國人大多數都是心中有數的，所謂老百姓心中有桿秤就是這種表現，只是我們的老百姓都遵循各自過好自己日子的自洽、自在、自得，動不動“老子天下第一”“唯我獨贏”在中國文化里面是不被認可的。這次疫情面前，其實那些西方政客根本無須懷疑中國會隱瞞疫情數字，因為他們“脫口秀”的張揚表現在歐美可能有市場，這種做派在心如明鏡的廣大中國老百姓面前，是欲蓋彌彰，想瞞始終也瞞不住。

        正如互聯網女王米爾克（MaryMeeker）所分析的，以美團為代表的O2O營銷(離線商務模式)目前只在中國盛行，美國始終沒有市場氣氛和條件配合，因此難以推行，其實這是美國落后中國，卻又不肯承認的事實。這盤做數以十多億計顧客的汗水生意，每日收集有價值的商業“務實”數據量卻難以估計，微軟、亞馬遜、蘋果、Google和Facebook，這些美國高科技公司擁有大量的研發人才，并且擅長大數據的應用，但卻只有在中國這樣“務實”的市場土壤中，才有發揮其用武之地的舞臺，正是中國人民的自省、勤勞和務實造就了“中國模式”的奇跡，在天道面前，傲慢和偏見只會被病毒頻頻打臉。

         并不是說中國的數據工作已經做得多好了，我恰恰認為“中國模式”的奇跡將越來越需要更多數據工作的引領，聯系到當前疫情條件下的復工復產和復學，我們需要把防控工作做得更加精準，比如精準預測病毒傳播的風險和范圍，要精確到具體的人群分布和具體的地點，不能再是簡單的分級分類標簽，這在病毒全球蔓延發展的背景下是非常必要和必須的，因為正常的復工復產和復學不可避免人口正常的流動，抗疫的總體戰阻擊戰會過渡為全民參與的持久戰，我們必須要做隨機應變，也要做長期打算和部署，沒有精確的數據都是不可能的。

       而在擁有了大量記錄事實的數據后，我們更加需要發揮數學的威力，這樣才能支撐我們在采集的海量數據的基礎上建立多種數學模型和應用方法，人類智能要與包括機器學習在內的人工智能，基于事實記錄的基礎上進行深度學習，從這些數據中“實事求是”，“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可以說，沒有數學的支撐，擁有再多的數據我們也只能就事論事、見招拆招，摸著石頭過河。誠如劉薰宇老先生所描述的：“不能將一些事實聚在一起，發現它們真正的因果關系。因而我們也找不出一條真正趨吉避兇的路！”

數據關乎人的認知，而數學關乎人的思維，歷史也早已證明了，數學的作用就是支撐我們用數據建構一條可以邁過各種大江大河、大風大浪的堅固橋梁。

（初稿完成于2020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