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曲直:長征中的政治斗爭》是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書，以紀實手法對長征時期中國共產黨內部政治斗爭驚心動魄、扣人心弦的歷史進行了全景式的描寫，展現了中國共產黨從幼稚走向成熟的艱難歷程。本文摘自該書。

    閃電般的罷官與復職

    毛澤東指揮紅軍“回兵黔北”，這一仗，總共殲滅黔軍王家烈2個師又8個團，成為長征以來最大的勝仗。此次大勝，驅散了土城戰役失利的陰影。1935年3月4日，經張聞天、周恩來提議，中革軍委決定設立“前敵司令部”統一指揮，任命朱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

    這，無疑正式恢復了寧都會議所撤銷的毛澤東的軍職。

    紅軍，再度成了“朱毛紅軍”。

    第二天，司令部所發電報，就開始在末尾署“朱毛”或“司令員朱德、政治委員毛澤東”了。

    然而，毛澤東剛剛戴上的“政治委員”這頂“烏紗帽”，沒過幾天就被摘了下來。這是后來人們很難想象的事實。

    事情發生在毛澤東任前敵司令部政委后的第六天，也就是3月10日。這天凌晨1時許，一軍團給在貴州茍壩的前敵司令部發來一份急電:

    (萬急)朱主席:

    關于目前的行動，建議野戰軍應向打鼓新場、三重堰前進，消滅西安寨、新場、三重堰之敵，方法如下:

    1.以三軍團之兩個團經安底、兒母洞向三重堰前進……

    2.三軍團另兩個團及一軍團之兩個團明日協同消滅西安寨之敵。……11日此一、三軍團到達打鼓新場。

    3.一軍團主力四個團經永安寺、無馬口、巖扎于11日到達打鼓新場附近攻擊，干部團明日打周渾元敵。

    4.五軍團為總預備隊，明日由原地出發向打鼓新場前進，限11日到達。

    5.九軍團仍舊。

    林聶

    10日1時

    這封電報，顯然是林彪的意見。細心的讀者也許已經發現，這封電報的抬頭只寫著“朱主席”，因為朱德是中革軍委主席，他為什么不寫“朱司令”？這并不像我們今天有些人為討好領導，在稱呼副職上司時把“副”字去掉那樣，往高的叫，而是另有用意，那就是要避開毛澤東。如果在這封電報的抬頭寫“朱司令”，就必然要寫上“毛政委”，否則，讓毛澤東看了會有想法，而稱“朱主席”，“毛政委”就自然不必寫上了。這封電報也只有朱德先收到，他收到這封電報，無疑要先有個意見，朱德的意見是舉足輕重的，林彪正是看中了這一點，也預料朱德會同意他的建議。

    如果說識時務者為俊杰的話，眼下就是表現驚人之舉的時候了。林彪看準了這個時機，他要脫穎而出。因此，他站在中央紅軍總指揮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如果他的這一建議被采納，并取得勝利，那么，他就有可能與毛澤東抗衡，最終獲取指揮整個中央紅軍的權力。

    林彪的預料是準的，朱德接到電報后，覺得林彪的建議可行。但朱德辦事向來穩重，立即將電報交給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等傳看。

    在討論會上，朱德首先發言，說:“林聶的建議，我們似可考慮。打鼓新場是通黔西的必經之地，如果攻占了這個戰略要地，對我們西進極為有利。”

    果然，朱德的意見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大家都覺得林彪的建議可行，同意進攻打鼓新場。

    唯獨毛澤東堅決反對。毛澤東并不是因為林彪的這封電報只發給朱德而沒有同時發給他而感到不快。毛澤東認為，打鼓新場附近不僅有周渾元、吳奇偉兩個縱隊，而且還有孫渡的四個旅，如果紅軍對打鼓新場的黔軍實施進攻，那么面臨的敵軍將不是只是黔軍，而是蔣介石在黔的全部兵力，進攻一開始就有迅速被敵人消滅的危險。

    雖然毛澤東再三陳述自己的意見，無奈眾人未被說服。在這種情況下，不懂軍事的張聞天，就簡單地采取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來決定是否采納林彪的建議。

    毛澤東深知，打鼓新場不是可打可不打的問題，而是關系到紅軍的存亡。他急了，拋出了“殺手锏”:“你們如果堅持進攻打鼓新場，我這前敵司令部政委不干了！”

    張聞天一見此情，就采取了表決的辦法。經過表決，眾人不僅采納了林彪的建議，擬出了給林彪的電報，還作出了撤銷毛澤東前敵司令部政委的決定。

    毛澤東從來不在重大原則問題上輕易放棄自己的觀點，特別是當他堅信自己是對的時候。回到住處，毛澤東輾轉反側，煩躁難眠，他索性起身向周恩來住處走去，他要再次動員周恩來取消進攻打鼓新場的計劃。

    毛澤東剛推開門，周恩來就急著迎上來說:“澤東同志，你來得正好，剛才一局送來情報，黔軍猶旅由西安寨退泮水，向打鼓新場推進，滇軍魯旅由黔西火急增援打鼓新場，滇軍安旅、龔旅亦進。同時川軍和中央軍周渾元縱隊也在集合。”

    “果然不出我所料，打鼓新場是個陷阱。立即發電通知各軍團停止西進，轉頭向南猛撲貴陽。”毛澤東因勢制變，又獻上一計。

    在3月11日一早的會議上，進攻打鼓新場的計劃終于取消了，同時也恢復了毛澤東的原職。

    這次毛澤東從被撤銷職務到恢復原職，僅幾個小時，這恐怕是人類有史以來，撤職又復職間隔時間最短的了。

林彪向毛澤東發難

    5月8日，紅軍到達四川的會理城下。攻城未克，在城郊進行休整、擴軍、籌款。

    誰料，在這期間風波又起。

    前一時期，從四渡赤水到北渡金沙江的過程中，紅軍聲東擊西，大踏步進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部隊因連續行軍和作戰確實十分疲勞，埋怨情緒開始漫延起來。

    到達會理后，這種情緒就以爆炸的方式噴發出來。

    “彭總，現在的領導不成了，你出來指揮吧。再這樣下去，就要失敗了。我們服從你的領導，你下命令，我們跟你走！”林彪手持電話，表情極為嚴肅地向對方講道。

    “遵義會議才改變領導，現在又提出改變前敵指揮是不妥當的。至于我，則更不適當。”彭德懷在電話里拒絕了林彪的要求。

    坐在一旁的聶榮臻，對林彪剛才給彭德懷打電話所表露出來的那種不滿，感到非常驚訝，他沒有想到林彪膽子這么大，竟擅自煽動撤換中央領導。他禁不住站起身來，質問林彪:“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總司令，撤換統帥？我們紅軍是黨的軍隊，不是個人的軍隊，誰要造反，辦不到！”

    “你不要亂來。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隊行動，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員的名義下令部隊不執行。”聶榮臻提高嗓門，警告這位年輕的軍團長。

    之后的事態發展，聶榮臻在回憶錄中是這樣寫的:

    林彪不肯聽我的話。他又寫一封信給中央三人小組，說是要求朱毛下臺，主要的自然是要毛澤東同志下臺。他還要求我在信上簽名，被我嚴詞拒絕了。最后，他單獨簽字送上了。

    5月12日，“三人團”隨軍委縱隊到達會理城郊外一個名叫鐵廠的地方，就收到了林彪的這封信，信中寫道:

    ……這段時間以來，部隊在云貴川邊東奔西拐，行軍太多，而且走了許多不必要的彎路。部隊弄得精疲力竭，這樣下去，部隊會拖垮。毛澤東指揮部隊不合適，建議換一個人指揮，以改變目前的困境。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幾個軍委負責人不要直接指揮軍隊，前線指揮最好叫彭德懷負責。

    毛澤東震驚了。他是第二次接到令他震驚的林彪的信。第一次是在“古田會議”不久，林彪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在信中提出了道路怎么走，是走州打府，還是打游擊的問題。毛澤東整整花了五天的時間，給林彪寫了一封長達六七千字的回信。這就是后來人們所知的那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文章。

    其實，這篇文章原來的題目是《時局估量和紅軍行動問題》，后來為什么改了呢？說來這里面還有一段故事。

    那是后來的1948年初，中共中央宣傳部準備出版《毛澤東選集》，這封信也將編入其中，就給當時任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員的林彪去信征詢意見，他很快回信中共中央宣傳部，要求在這篇文章中再不要公開他的名字，并說這樣可以“不在群眾中引起誤會”，避免國外“種種無端的推測”。

    毛澤東考慮到林彪的面子和顧及黨內團結，同意將信的前面幾段和最后一段刪去，并將《時局估量和紅軍行動問題》的題目改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從此，在《毛澤東選集》里再也看不到毛澤東寫長信批評林彪的內容。

    這一次，毛澤東沒有這種激情了，而只有激怒。他決定立即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然而，毛澤東又一次寬恕林彪的同時，竟作出了錯誤的判斷。他斷定這封信是林彪的語言，彭德懷的思想，認為林彪是在比他年長八歲的彭德懷煽動下寫成這封信的。在會議期間，毛澤東嚴厲批評了彭德懷對中央“不滿”的錯誤。

    彭德懷對這飛來之禍采取了不抗辯、不申明、日久自然明的態度。因為他考慮到大敵當前，應以團結為重，不宜計較個人得失，遂主動承擔責任，作了自我批評。他說:“我在困難中有過牢騷，由于魯班場、習水兩次戰斗沒有打好，也引起對新領導的某些意見，這是不對的。”接著，彭德懷又說:“我們應當堅決擁護新領導，繼續北上，與四方面軍靠近。”

    彭德懷的話是真誠的，他想用真誠的心去換取毛澤東對他的真誠理解和信任。可他當時沒有想到，毛澤東對此事卻耿耿于懷，在以后的24年中講了4次，并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成了彭德懷的罪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