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糾正市場失靈


在沒有干預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下，也會出現由于“外部性”而導致污染過度的問題。這就是所謂的市場失靈。與上小節所述“政府扭曲市場”（即政府干預過多）的情形相反，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下，政府本應有所作為，用政策來將外部性內生化。但是遺憾的是，政府在應該出手“糾正市場失靈”的領域卻做得太少。


常規煤炭占能源消費比重過高、清潔能源占能源消費比重太低，汽車占出行比例增長過快，都是 “市場失靈”的重要案例。


過度燃煤是“市場失靈”的典型案例。比如，如果僅僅依靠市場供求關系來確定煤炭價格，由于直接參與此項交易的煤炭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目的是追求生產者本身的利潤最大化和消費者本身的效用最大化，而不會充分考慮燃煤導致的“負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即對其他人造成的污染和健康危害），那么煤炭價格就會太低，使得煤炭生產和消費過度，從而導致過度污染。這里，所謂“價格太低”和“消費過度”，是相對于一個需要清潔空氣的社會的“福祉”（而非煤炭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效用）而言的。為了糾正市場定價過低的問題，政府就必須通過稅收（如提高煤炭資源稅、提高對燃煤污染排放的收費）等手段來提高煤炭消費者面對的價格，從而抑制其生產和消費量。我國的煤炭消費量之所以如此之大，并導致如此之嚴重的污染，主要原因就是沒有充分認識到煤炭產業的“負外部性”，因此沒有采取有力的公共政策來抑制其消費。現在已經到不得不改政策的時候了。


對清潔能源的投資不足是另一個“市場失靈”的典型例子。給定同樣的當量，許多清潔能源與煤炭相比可以將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PM2.5 的主要成分）排放降低90% 以上。但是，清潔能源有巨大的“正外部性”，即其減排的受益者主要不是清潔能源的生產者，也不是其消費者，而是呼吸本地空氣的其它居民。由于清潔能源的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努力，其它居民可以更加健康長壽、減少醫療開支、提高生產效率。但是，目前的清潔能源的供求關系是不反映這些正外部性的，因此導致產出定價過低，生產者由于難以盈利而沒有足夠的興趣投資。即使政府已經提供了部分補貼，但力度太小，無法將外部性充分內生化，導致清潔能源占比仍然非常低 （我國僅僅為14.6%，遠低于發達國家的40-60%）。


汽車消費增長過快是另外一個由于“負外部性”導致市場失靈的例子。如果僅僅依靠市場供求關系來確定汽車的價格，那么由于汽車的生產者和購買者都不考慮對其他人造成的污染和交通堵塞的危害，就會導致汽車價格太低，汽車消費過度。這里，所謂“價格太低”和“消費過度”，是相對于一個需要清潔空氣和道路通暢的城市的整體“福祉”（而非汽車的生產者和購買者的效用）而言的。為了糾正市場定價過低的問題，聰明的政府就會通過對汽車牌照收費或擁堵費來提高消費汽車的實際價格，從而抑制其過度消費。我國的許多大城市（如北京、成都）的汽車增長速度如此之快，并導致如此嚴重的污染和擁堵，主要原因就沒有充分認識到汽車消費的“負外部性”和用公共政策來抑制其消費的必要性。對許多汽車滲透率已接近20%（即每千人擁有200輛汽車）的城市來說，如果在今后幾年內再不采取果斷措施抑制汽車保有量的增長，后果將難以設想。


空氣污染在區域間傳播（外部性）是導致市場失靈的又一案例。比如，周邊地區排放是北京PM2.5的最大的來源（占40%），其中河北是北京周邊地區排放的主要來源。倘若沒有激勵機制讓河北考慮污染的外部性，或該地區沒有足夠的能力進行減排，其污染就會過高（即高于京津冀整體社會福利最大化所要求的水平）。理論上講，要讓河北內生化外部性，可以有兩類做法。一是負面激勵：即對河北的重工業征收嚴厲的稅費或采取嚴厲的行政手段關停重工業企業，或要求安裝其無法承受的減排設施。雖然能夠達到減排的目的，但副作用是可能出現經濟大幅下行。如果河北沒有足夠的財力和能力來創造新的就業機會，這種負面激勵就會受到抵制，因此可能達不到效果。二是正面激勵：即讓北京補貼河北，幫助河北企業安裝其減排設施、將其燃煤發電改為天然氣發電等。由于有了北京的補貼，河北企業的減排獲得了更大的“獎勵”，會傾向于加大減排的力度，從而達到內生化其污染的效果。這樣，許多河北企業可以繼續運行，避免經濟萎縮和嚴重失業，同時達到了減排的目的，還可以降低整個京津冀的減排成本和北京本身的減排成本。


為了糾正上述類型的市場失靈，政府可以采取提高污染排放的收費標準、提高資源稅稅率、開征碳稅、提高和擴大對清潔能源的補貼、對汽車征收擁堵費、實行汽車牌照拍賣制度、建立治理霧霾的區域補償機制、建立綠色銀行、發行綠色債券等許多經濟類政策措施。


（三）改變企業和消費者的目標函數


作為市場參與主體，我國企業和消費者的社會責任在其目標函數中的權重幾乎位零，這也加劇了清潔能源和清潔交通模式所面臨的困境。


·關于企業社會責任


傳統的微觀經濟學假設是，企業僅僅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在給定產出價格和投入品成本的基礎上，企業通過求解利潤最大化的問題，得出最優的產出產量。但實際上，發達國家的經驗已經表明，企業追求的目標可以是雙重的，包括利潤和社會責任。具體地說，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的目標函數與利潤和企業生產的清潔產品的產出同時呈正相關，并與其所生產的污染產品的產出負相關。企業目標函數中包括社會責任，已經在一些發達國家的大型金融機構和上市公司對公眾的披露中體現出來。


如果社會責任在企業目標中的權重大于零，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財政等經濟手段來達到對改變企業行為的。具體來說，可以通過提高企業的社會責任權重，來達到與補貼清潔產品的同樣效果。政策含義是，應該通過建立企業的社會責任制度，來提高企業目標函數中社會責任的權重。具體政策建議見下文和“綠色金融政策”一章。


·關于消費者社會責任


市場價格是由企業和消費者通過市場均衡機制來共同決定的。也就是說，消費者的偏好影響了市場價格，從而決定了外部性的大小。傳統微觀經濟學假設消費者僅僅追求消費所帶來的效用最大化。但發達國家的實踐表明，消費者是可以有社會責任的，即對一些消費者來說，產品的價格和效用可能并非購買決定的唯一因素。這些消費者開始追求道德感和責任感，他們要知道產品生產方式、生產地點，甚至會去了解產品究竟是哪個工廠生產出來的，這個工廠又是否有污染環境、使用童工、盜用知識產權等的問題。如果有這些問題，即使產品比較便宜，他（她）們也決定不買。調查公司蓋洛普在2011年進行的針對全球26個國家31000名消費者的研究顯示，50%的消費者愿意為使用清潔能源生產的產品支付額外的價格。這些數據顯示，消費產品帶來的效用已不是消費者作出購買決定的唯一因素了。


如果消費者社會責任的在其目標函數中的權重大于零，那么就可以證明，其目標最大化的結果，是該消費者消費的清潔產品（污染產品）數量大于（小于）社會責任權重為零的情況下的結果。換句話說，有社會責任的消費者對清潔產品的需求大于沒有社會責任的消費者對清潔產品的需求量。


如果消費者有了社會責任，那么由于其對清潔產品的需求上升，在市場均衡的條件下，會導致清潔產品的價格上升，其效果類似于政府對清潔產品提供了一個價格補貼。其政策含義是，應該提高消費者的社會責任感。具體的做法可以包括從對兒童少年進行環保責任的教育，為社會提供企業的環保信息，樹立環保人物的榜樣作用，利用公眾輿論廣泛譴責不環保的消費行為等。


綜上所述，推動結構調整的經濟類政策應該達到三個目的：糾正政府對市場的扭曲、糾正市場的失靈（外部性）、提高企業和消費者目標函數中的社會責任的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