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糾正你一下，你說的中國房地產市場化20年不準確。正確的說法是31年。因為1987年深圳標志性進行中國第一塊土地拍賣。一般把它當作中國房地產起步元年，到今年已31年。”

和董藩的對話，從糾正一個錯誤的說法開始。盡管包括我在內很多人把1998年27號文當作中國房地產市場化的起點，董藩體現出房地產業研究學者的嚴謹性。

但在大眾眼里，他曾因“極不嚴謹”的兩句話被全民“批判”了多年，據說至今仍有學生寫作文批評。

一句是：“北京房價25年后要到80萬每平米”，另一句是：“40歲之前沒有4000萬身價，別說是我的學生”。

迄今，董藩仍堅持并未“妄言”。他解釋他用2012年之前25年房價實際漲幅約18.7%，來推算25年后的房價，復合計算得出的均價80萬。“現在很多人說當時的預測太保守”。至于4000萬，他說實際相當于今天北京兩套普通大戶型，或一套豪宅的價格。他的學生二十出頭，“研究生畢業奮斗十七八年，有兩套房產，很正常”。

不論你是否愿意接受董藩的觀點，這些年房價始終在漲。事實勝于雄辯。輿論如今也少見房價要大跌的說法，大眾接受了房地產價格的堅挺性。但在十多年前，并非如此。

大約在2004年左右，當北京的房價開始較大幅度攀升時，圍繞房價的輿論戰也喧聲鼎沸。易憲容、謝國忠、牛刀堅定看空，影響廣泛。任志強、陳淮和董藩是看多派。2005年，易憲容甚至提出，上海房價要降一半，北京房價要降30%。

“那時易憲容的影響力很大，我看了他的觀點，覺得他不專業”，董藩說，他決定發聲，扭轉輿論。他先給新華社下屬北京參考寫小短文，寫了幾篇卻被相關領導叫停，他心氣上來了，繼續在網絡博客里寫，一口氣17篇，洋洋灑灑2萬余字，被稱為“兩萬言書”一時成為輿論熱點，媒體競相報道，董藩也成為了公眾人物。

董藩的觀點是否扭轉了大眾輿論很難說，但在遭遇大眾和官方媒體批判多年里他始終堅持了自己的立場：看多樓市。事實證明，他的眼光比許多懂得所謂高深經濟理論的經濟學者專家更靠譜。

這些年來，他的真實感觸是媒體總是傳播一兩句有爭議的話，而普通老百姓不可能通過媒體真正理解他的觀點：不要跟房地產市場斗氣，要尊重規律，長遠看不發生災難性變化，房價總是會上漲的。

他轉而做培訓，通過系統的課程傳播房地產業發展和房地產投資的規律。他推動了廈門大學EMBA教育中心成立了房地產開發與管理方向，與廈大老師，帶著5屆200多位企業界學員學習。通過清華、北大、長江商學院、廈大、上海交大等著名高校培訓平臺合作，他為大約9萬人次講了2天和8天的房地產投資課程。 這些人中，既有央企領導，也有普通百姓；既有畢業于海內外博士碩士，也有沒系統讀過大學的工商界人士；有海外飛回來聽課的，也有很多來自偏遠地區的。

董藩認為，只有讓大眾具備房地產投資能力，增加非勞動力的財產性收入，才能真正縮小貧富差距。這樣讓我想起任志強說的，房價上漲實際上縮小了貧富差距，因為比如北京二環內很多普通住宅里的老人，因房價大漲而受益。

如果要談到董藩對中國房地產幾十年來發展的貢獻，董藩自己認可成績是，他率先探索了中國房地產學科的搭建，并且幾十年持續經營，多年來和同事合作撰寫了多套教材。

此外他對房地產制度與政策也有影響。據他介紹，早在1993年他就寫了《關于房地產抵押貸款的兩種思路》，后來通過民革中央黨派提案提交全國政協、建設部，最終影響到按揭貸款的推廣。2005年，董藩通過兩份內參，上報中央領導，引起重視，影響到當時的宏觀調控工作。隨后又與同事通過四份內參上報《建議實施貨幣化梯度補貼政策》等9篇建議，受到中央領導重視，推動了2007年《國務院關于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若干意見》的出臺。

在讓董藩點評中國房地產業發展歷史中三個最有價值的人物時，董藩特別提到了王健林。在他看來，中國商業地產真正的發端和發育來自王健林，從大型綜合商業地產的開發，再到異地開發，然后訂單模式，之后是文旅地產等等都是王健林創造的，“王健林極富創新精神，也是極其有魄力。”他說。

從一個幾十年研究中國房地產業的學者角度，如何評價房地產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呢？

董藩說，房地產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主導產業和先導產業，就像那句“要想富、先修路”一樣，中國經濟要全面發展，必須先發展房地產業。

“真話往往很難聽，真相也往往讓我們難堪——在國民經濟中能同時獲得這三中地位評價的，只有房地產業，可以說沒有哪種產業比房地產更重要。但是，我非常遺憾，大家對這些，認識是不足的。”

以下是樂居財經和董藩的對話：

樂居財經：作為學者，您如何評價中國改革開放40年？

董藩：我出生在1967年，那個時候文化大革命剛開始，還屬于計劃經濟時代。最初幾年不記事，沒有印象，到后邊慢慢自己有些記憶了，今天看，覺得那時候生活太困難。直到后來搞農村改革，才慢慢從家庭角度感受到了這個社會的變化。

1978年11屆3中全會召開之后，中國開始了農村改革。當時中國種人參的唯一一個集體參場就在我們那里，因為屬于農村集體所有制，就一起改革，搞了承包制。那個年代一斤好的人參要200多塊錢，差的也五六十塊錢，和玉米、小麥、高粱這些農作物的價格相比，是上百元和幾分錢之間的差別。我們家在那個參場第一年承包的時候，賺了2萬多塊錢，全村第一。我今天推算，可能是當時全國收入最高的家庭，因為那時城里還沒有改革，一般人的月工資也就是三、五十元，估計當時月工資也就不到300元吧。所以我講課時有時開玩笑說“我也做過富二代”、“我爸爸曾經是中國的首富”。那時我突然間就感覺到了改革開放給農村帶來的實惠。

這件事情對我的影響很大，引起了我的思考和研究的興趣。我從農民家庭角度，感覺到中國在變，由貧窮向相對富足轉變。后來因為上學的原因，我不斷走出去，從農村走向城鎮、縣城，再走向更大的城市，眼界不斷開闊，因此看到了中國的大變化，看到中國最早一批開發區，看到外資企業。讀書的過程中，還了解到改革開放這些舉措對整個國家的意義。所以，從內心是希望中國繼續改革開放。

樂居財經：您認為房地產市場化的發展對中國經濟和對普通百姓意味著什么？

董藩：房地產是國民經濟一個產業，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看到它隨著中國改革開放一同開始了它的市場化進程。跟其它行業相比，但它的市場化的進程實際上是比較緩慢的。雖然很緩慢，但我們還是感覺到了大變化。

解放初期的時候，我們城鎮人均住宅只有4.5平方米。但解放后，人口在增加，國家房屋建設卻處在相對停滯狀態，所以住房越來越緊張，到1979年下降到人均3.6平米，1984年才恢復到4.4平米，還不到解放初期的水平。到了1997年人均好像才9.2平米，這是靠大規模開發才增加到了這個水平。

1998年后，因為要應對金融危機，房地產發展進入第二個階段，強調把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發展，大規模地推廣按揭，大規模地對開發商貸款，供給和需求兩端均被注入強勁動力。

從那個時候開始，全社會人均住房面積每年提高1平方米左右。中國整個經濟增長也主要是靠房地產來拉動。

房地產業的影響有多大？在國民經濟當中它第一是支柱產業，這個判定強調對GDP的貢獻，對稅收的貢獻，對就業的貢獻；第二它是主導產業，在整個國民經濟體系當中它是最主要的發力者；后來我還給它加了一個地位，叫先導產業。就是說在整個國民經濟中，任何行業的發展都離不開房地產業，要以房地產業的先行發展為前提。

國民經濟有兩個典型的先導產業，一個是交通，一個是房地產。要想富先修路，由此看得出交通條件對生產組織的影響；房地產這個行業的先導地位大家都沒認識到，比如今天一些新興產業要大發展，沒有寫字樓不行，需要基本辦公條件；發展商業要有房地產業先提供生產經營環境——除了農業和在大街上擦皮鞋、賣水果、修自行車這些最低級的服務活動，其他稍微高級一點的產業，都需提供辦公經營場所。所以沒有房地產業的發展做前提，其他行業是沒有辦法發展的。

真話往往很難聽，真相也往往讓我們難堪——在國民經濟中能同時獲得這三中地位評價的，只有房地產業，可以說沒有哪種產業比房地產更重要。但是，我非常遺憾，大家對這些，認識是不足的。

房地產業具有的這三大基礎性的地位，決定了對整個國民經濟的影響太大了。1998年后看中國的改革開放，凡是經濟發展速度特別快的年份，基本上都可以說房地產也都在大發展，這個行業貢獻很大。凡是房地產業受打壓的時候，國民經濟就呈現出整體衰退，因為房地產業關聯著建筑、鋼鐵、水泥、玻璃、電解鋁等眾多行業。僅僅從建材來看，房地產建造過程中就涉及大小近1萬種建材商品。

房地產這個行業深刻地影響到我們每個人的生活。它實實在在地改善了大家的居住條件，這個不要多說。從全社會來講，房地產業也是老百姓都富裕起來，家庭財富當中60%-70%體現為房產的價值。我自己覺得北京、上海的普通家庭，90%的財產都表現為房產。

國外大部分城市也應該占到七成左右。所以我們在買房的時候有壓力，因為它是最主要的一個價值載體，工作幾年你就能買房子，這個確實是不容易的事。對普通人來講，它就是一個要用終生去支付的商品，要連續幾十年還貸。

樂居財經：您是如何走上房地產研究道路的？

董藩：當年我在東北財經大學上大學的時候，報考專業叫投資管理，顧名思義，就是管錢、管項目。那時候中國正處于上個世紀80年代中后期，從計劃向市場慢慢過渡階段，政府、事業單位、公有企業，蓋大樓，修地鐵，修高速，主要還是靠政府投資。后來慢慢地一些民營投資主體出現，民間房地產開發也有了，雖然還比較少見。

我碩士研究生畢業后留校當了老師，我和我的同事們就建了中國最早的房地產專業。1993年我們招了第一屆學生。但是因為國家專業目錄里沒有房地產這個專業，我們就按通常做法，叫“房地產投資管理專門化”。從課程設置上，開發肯定是最主要的，還包括代理、估價、房地產金融、市場信息服務、法律人才培養等。

我做了幾年，覺得我的專業理論基礎比較薄弱。所以我又專門去教了幾年西方經濟學，在這個過程中我一直關注房地產學科，所以1997——1998年，我組織很多青年學者，主編了一套十幾本房地產教材。

那算是中國算是最早的房地產系列教材之一。此后我就一直往這個方向走，后來我換了學校，沒有這個專業了，但我對這個學科的研究和搭建，一直在探索。我們出了好多套教材，合在一起有五、六十本：我們試圖回答中國應該怎么搞房地產教育，西方怎么搞的，我們有哪些特殊地方，從學科設置上應該開設哪些課程。

為什么有的時候我說我算是中國房地產學科最主要的搭建者之一，就是因為我一直有意識地做這些。后來又有一次學科調整，又把這個專業給改成工程管理，其實工程管理跟房地產不是一碼事。但工程管理專業的課程中，有些房地產的課程，所以很多人實際上是學著我們的教材成長的。

樂居財經：是什么機緣讓您成名的，您又如何成為被攻擊對象的？

董藩：我成名較早，學生時代就曾被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中國教育報》廣泛報道，但與房地產無關。

2004年，我調到北師大我重新確定專業方向，為了我的學生能找到好工作，我把房地產按照學科去搞。學校有土地資源管理專業，我就把這個專業做了改造，使它偏向房地產內容。

當時房地產問題也很熱，那時易憲容是非常有輿論影響的人物。但從我內心覺得他很不專業。我又看了很多人對房地產的評價，感覺專業度也很差。他們可能不學這個專業，因為房地產問題很熱，容易出名，所以都來插嘴。房地產恰恰有很多特殊的地方，我覺得他們可能都忽略了，或者根本不知道，所以講的都不對。

于是我就決定來引導這個輿論。當時我看哪個報紙有這樣的小欄目，我就想給他投稿，講一些觀點，怎樣認識價格高，怎樣認識需求等。當時《參考消息》旗有一個《北京參考》，它有一個房地產欄目，我就跟他們聯系。他們很高興。但是我要保證他們答應連載，這樣我的觀點成體系。他們說不了解我，讓我先寫幾篇給他們看看。

我就寫了四、五篇小塊文章，他們一看，說很棒，于是就開始連載。登到第五篇的時候，他們跟我說，好像央視有一個重要領導，跟他們新華社說你們發表的那個董藩的文章，觀點不符合中央的調控精神。于是就把連載叫停了。  

我主要的觀點是“較高的房價是中國特色”，基于當時的條件，房價一定是越來越高。我大略講了供給是怎么回事，需求是怎么回事。反對我的領導覺得，你怎么能說房價會越來越高？這不符合大眾愿望，也與中央的調控精神相矛盾。我當時寫作的勁頭兒已經調動起來了。于是我決定寫完，貼網上。本來想一篇寫1000字左右，寫20篇，結果寫到第17篇的時候，有些疲倦了，寫不下去了。

我就把它們合在一起，題目給改了一下，叫《關于房地產業的17個觀點與兩萬言書》。這篇文章，焦點房地產網貼出來，雖然今天看內容已經很普通了，大家都接受了這些觀點，但當時來看很新穎、很震驚、很轟動。

當時建設部的人也都在看我這篇文章。老部長楊慎看到我的文章，非常激動，帶著幾個人直接到了北師大，找到我，跟我討論。當時的建設部研究中心主任陳淮還專門組織了一個小型談論會，讓我去講一下。我記得陳主任見面首先對我說的話是“你這篇文章，是迄今為止，對市場問題說的最好的一篇”。企業界的人也都在看這篇“橫空出世”的文章。

王石以前不認識我，看到我這文章，特意派兩個人來北京看我。一個是當時萬科集團辦公室主任朱保全，一個他當時《萬科周刊》的主編韋業寧，他們代表萬科到北京很認真地跟我交流，然后把我文章在他們刊物上發表，好像發了兩期。

這篇網絡文章奠定了我在房地產輿論領域的影響力。隨后清華、北大、長江等各種培訓班，好像發現了一個人才，可以給他們講房地產課程了，就開始找我，媒體也經常找我參加各種活動。應該說我從書齋走向大眾、走向輿論，這算是一個標志性的事件。

那是2005年，接下來對我的攻擊就開始多了。可以說多到數不勝數，來自媒體的攻擊最猛。《人民日報》好像單獨發文章批駁我四次。我覺得房價上漲有它的道理，很多人的認識其實都是情緒化的。因為媒體人大部分人學中文、新聞、歷史、哲學的，他們一個月掙幾千塊錢，你說房價還能漲，那怎么能接受？大家都不接受！我后來我專門寫了一篇回應人民日報的文章，講關于房價上漲的邏輯。那時候就說按照這個漲幅，現在下去25年后北京會到80萬每平米、全國平均會到9萬每平米，為啥？理由很多，比如貨幣政策放松導致不斷的貶值，然后各種原因導致人口不斷往中心城市聚集，等等，但大家很反感這些專業的說法，不接受。

樂居財經：對于此前您的北京房價會到80萬每平米的說法，您現在還這樣認為嗎？

董藩：現在很多人對我說：你當時的預測太保守了。因為那是2012年末的預測，我的是此前25年的房價上漲數據，去簡單推算這個漲幅的。那之前我們推算北京的實際漲幅是平均每年18.7%。我說不用達到這個幅度，你算一算，五年翻一番，那再來一個25年，會到什么地步。但是均價80萬這個數字很刺激，大家總是忘了它是25年后的數據，而且它是一個復合增長率。我說按照這個漲幅25年之后會到，大家按照眼前的收入等數據去想，就覺得是不可能的。

后來我被逼無奈，寫了一篇長文章，就講房價上漲的邏輯究竟是什么？其實工資收入對他的推動作用從全世界范圍內都是越來越低的，更大的推動力量表現為一種財產性的收入。比如，你有一套房子，你現在收入不高，每個月就2萬塊錢。但你的房子現在值1000萬，這套房子可能幾乎沒有什么貸款，你把它一賣，你就可以做首付，再買它2000萬甚至3000萬的房子。你并不是靠自己的工資收入幫你增加了1000萬的購買力。

中國的收入也比較復雜，有各種情況影響對真實情況的判斷。你看他可能覺得他是很窮，但他房子值錢。他自己收入低，可能過去分過公房，房改后升值很大。或者他在本職工作之外有很多兼職性收入。你再看中國經濟，政府也沒辦法，被逼無奈要放水。這個說起來就復雜了，總之房價在嚴厲打壓下，仍存在上漲的壓力。如果沒有限購、限貸、限價、驅趕外來人口、疏散城市功能等嚴厲措施，北京均價早就十萬以上了。如果5年翻一番，十五年可能就距離80萬不遠了。

樂居財經：您2011年提出“40歲之前沒有4000萬身價，別說是您的學生”，您現在還堅持這種說法嗎？

董藩：你只要從事這個行業，4000萬身家沒多少。我的學生都是二十幾歲，是吧？到了40歲的時候，那是十七八年以后了。

實際上，今天你說4000萬算個什么財富狀態？4000萬在北京，就是兩套普通大戶型房子或一套豪宅的總價。

研究生畢業之后，努力十七、八年，他名下有兩套房子，很正常吧？那時兩套普通房子的價格，可能遠超4000萬。其實這句話當時就是鼓勵他們，就像說“你要沒考一百分，你別來見我”是一樣的。我當時是這樣說的：“當你40歲時，沒有4千萬身價不要來見我，也別說是我學生——這是我對研究生的要求。培養其財富意識是我工作內容之一，當然前提是合理合法致富。自己富了意味著創造了很多GDP、稅收、就業崗位，社會貢獻大，也幫助了低收入者，并避免自己、家屬及親屬成為社會負擔。對高學歷者來說，貧窮意味著恥辱和失敗 ”這段話其實沒有毛病，但是全社會到今天還是在議論，連中學生寫作文都批判了好多年，現在還有人寫……

從媒體上來講，特別是傳統媒體，從業者都是學文史哲的，文史哲從學科角度他也往往注重培養學生的公平意識。比如學中文，我們學那些文學作品往往帶有階級性，強調替窮人說話；又比如哲學，老強調公平；歷史書上講的也全是農民起義，強調均貧富。所以那些記者、編輯自然而然就不接受我的觀點，而且他會把我們所說的十七、八年之后的4000萬等同于現在生活中的4000萬。

他會想：憑啥你的學生就應該有4000萬，而我們卻在受窮？所以這里頭有一個中國人的一個財富意識和財富觀的問題。中國人人都想富裕，但在自己還不富有的時候，看別人富了還是很難接受的，就是嫉妒或者仇富。

后來，我一直在摸索整個中國財富的增長、財富的安全、財富的傳承究竟怎么搞，這些對老百姓是有用的，但是我發現給老百姓講不明白這些道理，因為通過媒體傳播出去的都是一、兩句有爭議的話。于是我說誰愿意學？我們給大家開班講，于是有了對老百姓這種系統的培訓，主要是從我的粉絲開始的。

而且我們一直認為，要縮小貧富差距，一個非常重要的手段是讓老百姓提升它的投資意識和投資能力。普通老百姓都懂投資，那他就擺脫了只靠勞動力創造收入這種狀態。他和富人階層之間的差距就會越來越小。

樂居財經：除了率先探索中國房地產學科的搭建外，您對中國房地產業發展的貢獻還有哪些？

董藩：我從事房地產專業教學和科研近30多年，算是中國房地產學科的主要搭建者和帶頭人之一吧。我大學和研究生階段學的專業與此有關，后來我決定無論在哪個學科從事教學，都不能放棄房地產這個研究領域。我的第一本學術著作《土地利用土地管理土地市場運行——側重于制度、政策和發展模式的考察》，1997年由內蒙古大學出版社后，獲得了遼寧省第六界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

這對我從事這個領域的研究算是不小的鼓勵。2000-2001年我在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主編了一套13本房地產教材。2004-2005年，我又主編了這套教材的修訂版，即第二版；2009年，我在清華大學出版社主編出版了一套14本《物業管理系列教材》；2006年我在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主編出版了一套6本“房地產基本知識問答”叢書；2009年，在北師大出版社主編出版了《土地資源管理》6本一系列教材；2012年，我和我的博士后康耀江在清華大學出版社主編出版了一套14本房地產系列教材，2017年開始修訂第二版。

2007年我在韓國藝一出版社出版了《中國不動產概況》（韓文），介紹中國的房地產市場；2017我在鷺江出版社出版了《房地產的邏輯》、《房地產的解釋》兩本著作。我有的教材還被評為國家十一五規劃教材。中國房地產領域很多人上大學、工作后參加培訓用的是我們的教材，這一點我很驕傲。

與教學、科研工作緊密聯系的是人才的培養。除了給本科生上課、作報告以外，這么多年來，我在我現在的學校帶出了十幾位博士、博士后，上百位學術性碩士和公共管理碩士，作為顧問和導師，推動廈門大學EMBA教育中心成立了房地產開發與管理方向，與戴亦一等很多廈大老師一起，帶著5屆200多位企業界學員學習，成就喜人。

我還在東北大學、華南理工、青島大學等帶過碩士研究生。另外，我覺得最值得一提的是，我通過清華、北大、長江商學院、廈大、上海交大等著名高校培訓平臺和我們與培訓機構合作，為大約9萬人次講了大約2天和8天的房地產投資課程，我又帶了兩批200多人，系統學習了一年的工商管理與投資前沿課程。這些人中，既有大央企的領導，也有普通百姓；既有畢業于海內外著名高校的博士、碩士，也有沒系統讀過大學的工商界人士；既有海外飛回來聽課的，也有很多來自偏遠地區的。有這么廣泛的分布，我很高興。我的目的就是與每一個對房地產感興趣的人一起成長。

此外，對房地產制度與政策的影響，其實是非常大的。很多人不知道，影響到千家萬戶的按揭貸款制度，上升的國家政策方面，最早起源于我在1993年《關于房地產抵押貸款的兩種思路》，后來通過民革中央黨派提案提交全國政協、建設部，最終影響到按揭貸款的推廣（此前深圳民間有萌芽，但沒有什么影響）。

2005年，我又通過兩份主要內參，上報中共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全國政協、中央軍委領導三篇文章，送副部級以上領導參閱。這三篇文章引起時任中央領導重視，影響到了當時的宏觀調控工作。隨后我通過三份重要內參提交《我國房地產業調控成效及對策建議》，上報國家領導人及主管部門，陳述自己的調控意見；隨后我與同事又通過四份內參上報《建議實施貨幣化梯度補貼政策》等9篇建議，受到中央領導高度重視，推動了《國務院關于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若干意見》(國發[2007]24號文)的出臺。這方面我還做了很多工作。我在獻計獻策、影響國家戰略與政策制定方面，曾做過很多事情，作為學者，我很驕傲。

樂居財經：請談談改革開放40年來，您心中認可的對房地產市場最有影響的三個人物。

董藩：對中國房地產業做出過貢獻的人物很多，都讓我佩服。有的我認識，有的沒接觸過。從開發商身份來講，影響最大的應是王健林。中國真正的商業地產的發端、發育就是從他和萬達開始的。王健林的貢獻是等方面的，有三點特別值得強調：第一以前就沒人就沒有從房地產領域做分工，專門去蓋商廈，大規模的商業化開發是從他開始的。第二，異地開發也是他帶來的，過去的房地產業就是當地公司當地做，我們講房地產市場時都講到“區域化”是基本特點。今天沒有人這樣講了。傳說他當時跟主政大連的某領導關系不是很好，在大連拿不到地，所以北上長春、沈陽異地開發；第三，商業地產的訂單模式是他發明的，這個創新太厲害了。

過去我們是蓋了商業綜合體再賣，賣出去賣不出去根本就不知道，你賣給人家，人家也常說用著不合適，萬達反過來，開發之前事先招商，先考慮到客戶需求，在設計當中充分滿足。這種經營的創新或產品的創新，沒有人比得了王健林。

此外，商業綜合體的設計規范、大量技術應用在商業地產里的應用都是萬達的貢獻。另外他對其他行業的影響也很大，例如萬達影視、萬達院線對整個文化產業影響很大。王健林這個人極富創新精神，也是極其有魄力，不管輿論現在怎樣評價他，內部人都承認他的這些貢獻。

再一個就是任志強。任志強對房地產甚至整個社會輿論的影響，地產界沒人比得了。對房地產政策的影響，我覺得跟我差不多。任志強在開發商領域的輿論影響力，真沒人能比得了。這個人絕頂聰明，又愛說愛講，其觀點被廣泛傳播。他是一個復合型的人物，影響力是多方面的。他是紅二代，是企業家，還是政協委員和輿論大v，對民營資產或是民營企業經營權的保護有很多呼吁，他還熱心做公益。中國很需要任志強這樣的人物，可惜只有一個。

如果說對行業貢獻，再往下說是王石。萬科和王石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住宅產業上。他確實對行業影響非常大。雖然后邊也產生了很多優秀的企業，可以用群星燦爛來說，但是如果從房地產行業符號人物這一層次來講的話，我覺得這三個人是要排在前面，其他人的影響力稍弱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