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是我國最大的內需， 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大機遇。在我國，城鎮化的重點與難點都在農民工的市民化上。要解決這一重大問題，需要有新思路，大手筆。 當前農民工市民化的條件和時機已經成熟。 可以考慮從“十二五”時期起步，逐步解決農民工及其家庭成員的市民化問題。
農民工已經成為我國創造社會財富的主體。常年在外打工，甚至舉家遷出的農民工已經占到農民工數量的較大比重。他們中的一部分已在相當程度上融入了城市社會生活，在技能、收入已經可以支持他們在城市較低水平地生活下去。
應該引起特別關注的是，近年來，農民工已進入了代際轉換時期，對他們的訴求要給予關心。80后與90后的農民工已經成為農民工的主體，占外出農民工的六成以上。他們大多數都受到了更好一些的教育和職業技能培訓。與他們的父輩不同，他們基本上沒有從事過農業生產，更注重體面勞動和發展機會，期盼在城里長期穩定生活。他們要求在精神、情感生活需求能夠得到更好的滿足，維權意識日益增強。新生代農民工問題已經開始對我國社會穩定、經濟可持續發展產生影響。
然而，由于農民工市民化的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上的解決，農民工及其家庭成員在享受義務教育、高考、勞動就業、醫療衛生、社會福利以及政治權利等方面與城市市民有著明顯的差別。特別是農民工住房還游離于城市住房保障體系之外。農民工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會，處于一種“半城市化狀態”。
還應該看到，我國“半城市化”問題是在過去六十年城鄉二元化的態勢下逐漸形成的。因此， 農民工市民化的過程也要循序漸進。應充分尊重農民工本人及其家庭成員的意愿，逐步放寬農民工落戶條件，優先解決舉家到城市多年， 在城市已經穩定就業、簽了長期就業合同的農民工。對不同類型城市可制定不同的準入條件和采取不同的政策，特別是要考慮到當地的財政、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以及住房的接納能力。中央政府也可以設計一定的激勵機制， 鼓勵有條件的城市加快解決農民工市民化的問題。
那么， 如何才能有序地推進農民工市民化的進程呢？
一是要制定可實現的目標。從現在起用大約十年時間先解決2億左右的已經在城內的農民工以及其家屬的身份轉換問題。 可以考慮先讓在城市居住十年以上， 具有穩定職業、繳納稅收、享有社會保障和固定住所的農民工及其家庭成員轉為市民。 然后逐步降低門檻，解決其他進城農民工以及他們愿意留在城里的家屬市民化的問題。 從2020到2030年再解決2億左右農民工及其家屬的市民化問題。即今后20年平均每年要解決2000萬人的戶籍以及與之配套的社會福利問題。在早期可以起步慢一些，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可很快完全放開戶籍限制。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根據本地綜合承載能力逐步放寬落戶條件。 待各地取得經驗后， 再加快推廣速度。
二是建立“人地”掛鉤、“人錢”掛鉤的激勵機制，調動城市政府接納農民工落戶的積極性。可根據各城市實現農民工市民化的數量，在每年的用地指標上增加一部分指標，用于解決農民工的住房、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的用地問題。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的研究報告估計，我國當前農民工市民化的人均成本約在10萬元左右。中央與省級政府可以通過財政的轉移支付分擔一部分，用于市民化后的農民工極其家屬的教育、醫療補助和社會保障支出。城市政府則通過地方財政，以及農民工自己通過市場機制再解決住房等余下部分。財政補助的資金來源，可以考慮發行專項國債，也可以從國有企業上繳利潤以及股份減持中提取一定比例。
三是將農民工納入城鎮住房或租房體系。農民工市民化最大的難點是住房問題。要引導農民工把其收入和積蓄用到在城市租房與購房上來。對于購買城市經濟適用房、限價房的定居農民工，可采取降低其購房首付款比例，延長還款期等政策。把符合條件落戶的農民工納入廉租房援助范圍。還要允許探索由集體經濟組織利用農村建設用地建立農民工公寓。鼓勵房地產商開發建設適合農民工租賃的社會化公寓，培育小戶型房屋租賃市場。
四是要探索農民工市民化后的土地退出機制。首先是要禁止違法調整、收回進城定居農民工的承包地或強迫流轉承包地。同時，要允許農民工在自愿基礎上通過市場流轉方式出讓承包地和房屋及其宅基地并獲得財產收益，作為他們進城定居的部分資金來源。
我國正處在城鎮化的快速發展期， 是一項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艱巨任務。中國人口眾多、資源有限，這決定了在城鎮化的過程中，需要走出一條有自己特色的道路，這是中國城鎮化道路的必然選擇。
國務院參事湯敏簡介：
湯敏，國務院扶貧辦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常務副理事長。曾任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代表處首席經濟學家、副代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長期從事宏觀經濟研究。2011年2月被聘任為國務院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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