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近期看，中國經濟至少存在下面四大風險。
第一，房地產及其引發的系列風險。我們正處于房地產的調整過程中。火爆多年后，房地產限購等措施使得北京周邊的房價，降了大約30%左右。即使這種風險不會導致整體經濟的“硬著陸”，房價一旦下跌過快，也會對經濟和金融帶來巨大沖擊。從國際經驗來看，因房地產是支柱產業，涉及多個產業、多個領域，房地產的崩盤往往都要引起一場經濟危機。從亞洲金融危機到美國的次債危機，再到目前的歐債危機都與房地產崩盤不無關系。要防止我國房地產的泡沫繼續擴大，最終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現在就要讓房地產軟著陸。認真看一看2012年下跌的所有數據，幾乎都與房地產投資的下降，都與房地產的不景氣有關。
房價如果下跌過快，很多借銀行貸款買房的人，就不愿意償還貸款了，從而“斷供”，這會給銀行帶來問題。另外，這幾年地方政府近50%的財政收入靠賣地取得。一旦房地產價格暴跌，地方政府的收入就會降低，這個時候也會對經濟產生比較大的沖擊。
第二，企業轉型的風險。中國經濟出現了過去從來沒有過的勞動力短缺。這兩年農民工工資每年都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長。內地企業正處于日本60年代、港臺地區和韓國80年代大轉型的時期。國內外的經驗都證明，這是一個非常痛苦的大浪淘沙過程。這幾年各個地方也在推動騰籠換鳥，產業升級。但是，企業家對新產品、新市場的知識準備好了沒有？金融機構對企業轉型中所需的大量長期資金有沒有靈活的機制給予提供？勞動者能不能適應大跨度的技能變化的要求？各級政府能否快速、準確提供企業、市場、勞動力轉型所需的新環境、新政策？這些問題，都直接關系到這次轉型能否成功。
第三，民間借貸問題引發的金融風險。在溫州、鄂爾多斯等地爆發的民間借貸問題背后，是中國經濟結構與利率結構的先天畸形。民間借貸之所以成為一個“問題”，最直接的原因在于，一方面需要資金的中小企業通過銀行渠道融資太困難，另一方面，民間資本的投資渠道狹窄，而且投資回報率太低。這樣，有需有求，民間借貸市場自然活躍。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國家對民間資本投資金融業的限制和對利率的管制。但是，民間借貸一方面非常活躍，另一方面又很不規范，這就放大了風險。一個顯而易見的悖論是，要想吸納更多的資本，就必須承諾更高的回報率，這樣一來，等于加大了融資者的成本。一旦民間借貸的成本遠遠超出融資者的投資回報率，這種民間借貸模式便要出問題。不但沖擊金融體系，更會引發經濟社會問題的連鎖反應。
第四，地方政府債務。2008年以后，為了刺激經濟增長，政府成立了很多投資公司，即投融資平臺。這些投資公司往往以土地為抵押品。根據審計署的統計，地方政府到2010年已有10.7萬億的債務。這還不包括鄉、鎮、村一級的債務。有人估算，縣以下的債務至少還有上萬億。假如把歐盟比作一個國家，把希臘比作是歐盟的一個省，那么，我國地方債務與希臘債務有很多相似之處。首先是規模相似。地方政府債務占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與希臘不相上下。再者是借貸機制相同。希臘之所以敢借這么多債，根本的原因是還債的機制為本屆政府借，未來政府還。同樣，在如此短的時期里我國地方債的迅速攀升，也與這樣的機制有關。最后，貸款銀行的敗德機制相似。把錢借給希臘的銀行專業人員難道算不出來還款有問題嗎？大家都知道，在歐元一體化的機制下，如果希臘債務出了問題，歐盟不得不管，否則歐元就要崩潰。中國的銀行們同樣也是這種心態。地方債務出了問題，中央政府一定不會坐視不管。過去幾十年這種現象多次出現，政府多次救市，屢試不爽。
當然，中國地方政府債務畢竟還有與希臘不一樣的地方。第一，希臘沒有獨立的貨幣。希臘使用的貨幣是歐元，本國不能印貨幣，而中國能印貨幣；第二，希臘的債主要用來消費，但中國主要投資基礎設施，還是有一定回報的；第三，中國政府手上還有巨額國有資產。在非常嚴峻的時候可以賣企業，賣資產。因此，雖然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有很大的風險，但是目前而言這種風險還是可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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