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認真看待自由的人


作者：楊照


我在1981年考進臺灣大學，就讀歷史系。注冊那天很開心的是領到了借書證，更高興的是到了文學院圖書館，發現了館內的書庫是可以進去自己選，再拿了書出來辦手續的，不需要查卡片填借書單。


從此之后，我在文學院圖書館書庫里耗了許多時間，當年一顆好奇騷動的心，在弄明白書庫里究竟都有些什么書之前，實在無法安靜下來決定應該先讀什么書，總覺得還有更迫切該讀的書，藏在書庫的哪個角落里吧！


晃了一個星期左右，基本上熟悉了書庫的一樓。可以往二樓去了！說是二樓，其實只是為了利用空間，把老建筑高高的一層空間，用鐵架隔成了兩層。因而要到二樓必須經過狹窄且搖晃不定的鐵梯，而且即使是大白天，上面看起來都是一片陰暗，沒什么自然光，也沒有現成亮著的燈。人得近乎摸黑地上去，到了上面，讓眼睛適應一下，然后才找到開關把燈打開。


因為如此不良的條件吧，書庫二樓難得有人上去。柜臺右邊的二樓書庫，放的幾乎都是外文小說，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的人沒有那么好的外文能力去找來看，外文系的學生則沒有那么多時間去找來看。他們每天光應付幾本厚重大選集都來不及了。


至于柜臺左邊的二樓書庫，是期刊區，不外借只能在書庫里看的。我第一次上去轉了轉，最感興趣的是整套的《中研院史語所集刊》，不過里面刊登的史學論文對我來說，畢竟還是艱深了點。第二次又爬到二樓期刊區，有了上次經驗，我知道了電燈開關的位置，開了燈，回頭，就在我眼光平視的架上，擺了一整套《自由中國》雜志。


我后來確認了，那套雜志會在那里絕非偶然。若是按照分類編碼，《自由中國》應該放到更左邊、更底下的架子上去才對。不知是圖書館里的誰將這套雜志換了位置，讓像我這樣偶然上到二樓書庫的學生容易看到。


那真是有心人。《自由中國》早在1960年就被勒令停刊，我曾經在“黨外雜志”上看過對于《自由中國》的介紹報道，卻從來沒有機會真正看到任何一本雜志。之前去過的圖書館，包括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都沒有這套雜志。但在臺大文學院，不只收藏著全套《自由中國》，而且還有人安排讓學生更有機會不期而遇發現《自由中國》。


這下子我知道該讀什么了。捧著好幾本合訂本，走到樓下，找了靠窗的閱讀桌，一篇篇地讀下去。沒讀多久，讀到了殷海光先生的幾篇文章，給了我思想上的巨大刺激。那幾篇文章，談的都是民主和自由的關系。總言一句，殷先生主張自由比民主重要，“自由是民主的真實內容，民主是自由的較佳形式”。


當時，就在那偶然、個別的場景中，呈現著高度的反差。“自由是個體之自主、自發、自律的思想、言論與行動。”而對于自由的信仰，正是殷海光先生自主、自發、自律的思想價值選擇。但我們卻被剝奪了自主、自發、自律接觸這套思想價值的機會，只能在圖書館的角落里訪查到《自由中國》。


進一步想：那或許不是偶然、個別的場景。臺大哲學系教授殷海光，因《自由中國》事件的牽連而離開了臺大，但他的思想、他對自由的看法與追求，并沒有在臺大消失。臺大有他的學生，有他的讀者，有跟他一樣認真看待自由的人。他們找到了禁網的空缺，在校園圖書館里保留了完整的《自由中國》。矛盾地，這套雜志必須放在暗晦的地方才留得下來，但又應該讓人看到才算發揮了保留的作用與意義。那絕非偶然，那是因應如此矛盾需要而做的安排。


至今，我不知道是誰在什么狀況下，把《自由中國》擺到書庫二樓一上樓就會看到的地方。但我明白，這樣的安排至少對我產生了強烈的作用。我不只讀到了“自由”，而且具體感受了“自由”的現實處境。人至少應該要有自由接觸傳播自由的理念，要有思考與理解自由的自由。這是最根本的，就此而言，像我親歷的1960-1970年代的臺灣，還談不上是一個健康的社會。


回頭看這四五十年的變化，我們或許可以說，臺灣慢慢變成一個相對健康的社會了——不管你要如何選擇看待、主張自己的自由，至少每個人都有思考與理解自由的自由。


文章摘自《南方周末》官網，作者為臺灣作家。


羅胖曰：


在圖書館，擅自更動一套書的擺放，并不需要多大的權限。只需要一點點“用心”。


正是這一點“用心”，標志了自由精神在臺灣社會的實在進展。


正如《自由中國》的發起人胡適所主張的，社會進步不需要革命性的躍進，只需要“點滴進化”就足夠了。


而且，“點滴進化”也一定是最快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