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春秋戰國時期以分裂與競爭為主題的數百年歷史激發了大量“朝秦暮楚”的職業經理人。在這些經理人中，最成功的經理人莫過于管仲和商鞅。但結合個人的最終命運而言，管仲則是最值得現代經理人學習的楷模。其中，管仲的一些經典案例也正是現代經理人經常會遇到的問題。 抓“霸”放“色” 就齊桓公與管仲的數十年合作中，“舉霸業，服天下”是一個清晰而統一的目標。作為齊國向這一目標挺進的策略制訂者和實施者，管仲在一些無害于“霸業”的問題上采取了縱容與放任的態度。 在齊桓公任用管仲之初曾問：“我很好色，對霸業會有害嗎？”管仲回答說：“無害！”當齊桓公問及什么對霸業有害時，管仲稱：“不知賢，害霸；知賢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復以小人參之，害霸。” 對管仲的回答，齊桓公很高興，于是，他把絕大多數政治和經濟事務交給管仲全權辦理，而自己則深居王宮，行“好色”之欲。 與這一放縱態度截然相反的是管仲對齊桓公封禪的阻止。當齊桓公實現“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夢想時，突然提出封禪泰山的想法，希望以此彰顯其功績。當齊桓公起出此事時，管仲并無一言。下朝后，一位同僚問他為什么不發一言，阻止齊桓公的決定？管仲說齊桓公好勝，要以私下阻止，不能正面諫阻。當天， 管仲夜訪齊桓公，成功地阻止了封禪決定。 在這兩件事上一放一阻的不同處理方式表現了管仲在與處理上級關系中的取舍之道。而且，在如何勸阻的實施方法上，管仲的做法也體現了因時、因地、因人的指導思想。 在像管仲和齊桓公這樣的經理人與所有者之間的關系處理上，相互之間的關系處理會有很強的累積效應。如果一味以“束”而為，即使再豁達的領導也會因為情感上的厭惡感的積累而逐漸由信任到不信任，甚至于痛恨。正是這種情況，大多數出發點很好的正直之士往往不得善終。 管仲對于齊桓公一些無害于霸業的弱點的放任使之任用管仲無束縛之感，結果使其對管仲日益信任，甚至于將幾乎所有的處置權交給了管仲。而這種權力的強化又使管仲可以更加得心應手地發揮他的思想，使齊國由普通的諸侯發展為當時的霸主。 現代社會中，經理人與資產所有人之間的磨擦與分歧幾乎是絕大多數大型企業的永恒話題，對于一個優秀的經理人而言，能否很好地處理這種關系，減少執行阻力對其能否有效發揮經營才能是一個重要的基礎性工作。管仲在“放色”與“阻禪”上的處理策略表現了他在這方面的高超技巧。 管仲的團隊觀 齊桓公在鮑叔牙的推薦下，將他昔日的仇人管仲以計謀從魯國“騙”回到齊國后，兩人坐談了三天，詳細討論了從如何實施霸業、如何用民、如何解決內政/軍事等問題。由于雙方在思想的共鳴，齊桓公當即決定拜相，但管仲當即拒絕。 就在齊桓公覺得奇怪的時候，管仲拋出了他的團隊觀：“臣聞大廈之成，非一木之材；大海之潤，非一流之歸也。君必欲成其大志，則用五杰。”此后，隔朋、寧越、成父、賓須無、東郭牙五人分別因管仲的舉薦擔任了相應的職務。于是，管仲的核心團隊在他還沒有正式開展工作時就已經完成。 管仲推薦這五人時稱：“升降揖遜，進退閑習，辯辭之剛柔，臣不如隔朋；請立為大司行。墾草萊，辟土地，聚粟眾多，盡地之利，臣不如寧越；請立為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蹬，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于成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執中，不殺無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須無；請立為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為大諫之官。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臣雖不才，強成君命，以效區區。 在經理人帶團隊進企業的問題上，管仲的做法給出了這樣一些啟示：在如何引進新的團隊成員方面應如何打握時機？在說服上級領導時應用采用什么方法？ 另外，在團隊建設中值得注意的是新團隊成員與老團隊之間的利益和價值沖突問題。事實上，這種沖突是導演商鞅最終被五馬分尸悲劇的根本原因。從管仲進入齊國政壇后的工作來看，他所做的工作并不是“革命性的”。這意味著新老沖突較小，管仲也不至于像商鞅那樣把自己放在火山口上. 現代社會中，企業在引進空部隊時常常會面臨著劇烈的利益重構和價值觀的沖突，并集中地表現在企業文化的不相容。在管仲和商鞅的處理方式中，管仲更多地表現出融合于原有文化，而商鞅則是激進地引進一種與原有文化完全相背的新文化，這種新文化破壞了原有結構，雖然對秦國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它引發的新舊沖突帶來了諸多不穩定因素。 在過去幾年里，一些國內企業看到現階段美國企業在全球具有不錯的影響力。于是，不少人認為外企的管理就是有利于企業發展的積極因素，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外企高級管理者空降國內企業一度成為一種流行色。但結果絕大多數不盡理想，這尤其對于那種已經形成強有力的自身文化的企業來說，這種文化免疫有時比新文化帶來的有利影響更為突出。 不患之奸可養 無論是一國之君，還是一個大型企業的領導者，身邊有一幫諂媚之徒是常有的事，如何處理與這些人的關系，是一個經理人必須具備的基本能力。 在齊桓公最親近的人中，易牙、豎貂、常之巫、公子啟等幾個奸佞之徒，易牙雖廚藝高超，卻可以為了討好齊桓公把自己的小孩殺了給齊桓公吃，這在管仲看來是“不慈者必不忠”的人，而豎貂只是齊桓公的一個幸童，因為齊桓公的寵幸而得以干預朝政。 盡管這些人與管仲看起來是大奸與大忠的兩個極端，兩者有水火不容之勢，但在管仲掌權期間，由于齊桓公對管仲的信任及管仲的控制力，這群人并沒能掀起大的風潮。這意味著這個時期，這群人是難以為患的奸侫。在這種情況下，管仲并未對這些人進行清洗，相反采取了“姑息”政策。 事實上，在現代企業的每一次高層變動中，都會伴隨著“革命性”的人員大換血。這與管仲在此方面的處理表現出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思維。 但在管仲臨死前，他說：“主公仔細想一想就會明白：一個人連自己的親骨肉都能不愛憐，都肯殺死，難道他不會殺主公嗎？一個人連自己的身體都肯殘害，難道他不會去殘害公主您嗎？一個人的吉兇禍福是和他本人的做人的根本聯系在一起的，只要好好修煉自己的德行，自然會善始善終，不是靠外力所能改變的。所以，我只求主公看在國家社稷的份上，三思而行！” 管仲為何在這個時候說這話？很明顯，管仲很清楚，一旦自己離世，這些人就會開始興風作浪，而再無人抑制其行為。 管仲死后，齊桓公也的確曾把這幾個人打發出宮，但三年后還是把這些人找了回來，最后齊桓公因此而不得善終。齊國從此開始走下坡路。 有人因此責備管仲未能盡責，一些人認為這他應該把這些人在此之前除掉。而這正是管仲在作為經理人所把握的分寸：永遠不要把自己放在主人的位置上，否則你就不是稱職的經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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