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格麗特·希爾達·撒切爾（Margaret Hilda Thatcher，1925-）英國歷史上第一位女首相，英國保守黨產生的第一位女領袖，人稱“鐵娘子”，1925年10月13日出生于英格蘭肯特郡的格蘭瑟姆，父親是一位從食品雜貨商人發家致富成為格蘭瑟姆市市長的保守派人士；希爾達從小深受父親的影響，對政治有著濃厚的興趣，18歲曾聲言“政治已溶進了我的血液”；1943年進入牛津大學薩默維爾女子學院攻讀化學，先后獲得牛津大學理學士、文科碩士學位；大學時代加入保守黨，并擔任牛津大學保守黨協會主席；1947-1951年任兩家化學公司的化學研究員，利用業余時間攻讀法律，期間結識了丹尼士•撒切爾•戴卓爾，隨后兩人墜入愛河，1951年結婚成為撒切爾夫人；1953年林肯律師協會批準她為律師；1959年當選為保守黨下院議員，1961年任年金和國民保險部政務次官，1964年任下院保守黨前座發言人，1970年任教育和科學大臣；1975年2月當選為保守黨領袖，1979年5月3日保守黨大選獲勝，撒切爾夫人出任首相，成為英國歷史上第一位女首相；撒切爾夫人信奉貨幣主義理論，上臺后便拋棄了“共識政治”，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主要措施有四項，一是私有化，二是控制貨幣，三是削減福利開支，四是打擊工會力量；1983年6月和1987年6月連任首相，1990年11月辭去首相職務，任內曾4次訪問中國，并于1984年代表英國政府在北京與代表中國政府的趙紫陽簽署了《中英關于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1992年6月被封為終身貴族，1993年5月任威廉－瑪麗學院第二十一任名譽院長，晚年患老年癡呆癥。

1982年9月22日撒切爾夫人第二次訪華演講：

尊敬的閣下、女士們、先生們：

總理先生，感謝你的友好致辭！此次訪華，倍感榮幸。這不僅是我五年內第二次訪華接收你們熱情大方的款待，我還驚奇的發現我是第一位兩次訪華的英國在任首相。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忽視了中國，我們頻繁的高層互訪證明了這點。不過，我很榮幸能夠彌補這個疏忽。同時，我希望今晚我的到來能進一步證明我們對與貴國關系的高度重視。

北京和倫敦相距甚遠，有時因為我們歷史觀、哲學觀和政治觀上的分歧，我們的距離顯得越加疏遠了。盡管如此，我們兩國的第一次交流已經歷史悠久。1596年，伊麗莎白一世女王首次致信明朝萬歷皇帝表達了中英兩國建立貿易關系的愿望。英國皇家學會的羅伯特·胡克在1686年說過：“對中國文化的深入了解呈現給我們一個知識王朝，這個王朝至今仍被神話般的描述著。”此后，世世代代的英國人都被中國吸引了。不久后，英國科學家開始頻繁訪問中國——這個被公認的許多重要科學發明的發祥地。

在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文化和科學交流不斷加強，研究中國這一傳統持續至今。我們的政治關系經歷多次變化。在一些重要時刻，歷史把我們聯系在一起。我記得孫中山先生曾和英國有過親密接觸，以致當時中國公使館企圖綁架他回國，但在英國外交部的幫助下，這個陰謀被挫敗。另一個事件比較近的例子也許更能表明兩國的關系：在1940年和1941年的一段時間里，英國和中國是唯一兩個積極參與反法西斯戰爭的國家。10年后，我們國家是最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西歐國家之一。

今天，雖然我們的政治哲學體系迥異，我們的相互了解極大的增長了，我們在世界事務上的眾多領域的利益日益密切。此次訪問中國，正值重大時刻。你們歷史性的黨的十二大制定了指導政府行政和建設規劃的指導方針。我對當今中國印象深刻，因為你們以現實主義精神和實事求是的決心，在自己的信念和原則體制下，實現經濟的穩步扎實發展。

我們都知道對于國內和國際事務是沒有神奇的解決方案和輕松的選擇的。和平與自由是我們的首要原則。同時，我們知道要想維護那份和平就必須強大起來。認為存在有效的替代方法是一種幻想。吸引侵略者的是軟弱，而不是強大。決不允許侵略行為從中受益。我認為你們有一種說法生動的表達了這個意思：“我們不能為虎添翼。”

總理先生說過，反對霸權主義是中國的一項基本原則，西歐國家理解這一理念。正由于我們西歐國家反對霸權主義的立場，我們決心抵制那些侵犯我們獨立、破壞政府機構及擾亂人民生活方式的軍事和政治壓力。我們之所以加入北約，結成國家間的自由聯盟，不僅因為我們有共同的政治形態，也因為我們有共同抵抗的意愿。逃避令人不快的現實，而沉溺于令人欣慰的幻想是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的。

但在國際事務中仍然存在令人欣慰的事實的。比如歐共體各國的日益統一以及西方國家穩定和繁榮的基礎——北部大西洋聯盟的基本力量的增強。由于我們的歷史經驗和積極加入英聯邦，英國對發展中國家所關心的問題，特別是經濟問題積極關注。盡管我們需要控制公共支出，我們仍然進行大規模的援助項目。我們也盡可能的讓私人和私營企業加入其中，比如廢除外匯管制的限制來刺激個人海外投資。我們支持最終對各方都有益的開放貿易體制。

我們知道發展中國家的長期繁榮與我們息息相關。自1977年我首次訪華以來，世界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也發生了變化。其中使我倍受鼓舞的一次變化是中英關系的發展方向得到了發展。很多英國大臣在商貿上做客中國，我們也接待了許多中國領導人。中英關系多元化——政治上的、教育上的、文化上的、國防和科技上的。兩國間的貿易雖未達到我所期望的水平，但已有了發展。中國對英出口正在增加，我們也期望看到英國對中出口的貿易額增長。英國工業在過去一兩年里變得更具有競爭力了，已經準備好了幫助中國實現宏偉的現代化建設，特別是在中國具有優先利益的領域：能源（包括油和煤礦開采）、通訊、建筑、港口建設、航空和電訊，以及農業科技和咨詢服務。我們很樂意與你們在這些領域合作。

我們已經認識到我們在眾多領域有著共同的利益，在國際和雙邊失事務中的高層交流在不斷增多。今天我們已經進行了第一輪卓有成就的會談，還尚未著手關于香港問題的討論，我期待明天和你一起探討這一重要的問題。

總理先生，我前面提到我們兩個國家之間的地理距離，但是地理上的差距并不起決定性作用，尤其是在當今這個不斷縮小的世界。在一首送別友人的詩中，一位唐朝詩人寫道：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他的話同樣適用于國家之間。中英兩國友誼對我們兩國乃至整個世界都是有益的。我非常榮幸今晚能在此為中英兩國友誼的歷史畫卷上寫上新的篇章。

現在請允許我提議諸位一起舉杯：祝常務委員會主席葉劍英先生身體健康，祝中國領導人身體健康，祝所有在場的尊貴的中國朋友身體健康，同時為中英兩國關系的發展干杯！

1984年12月1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不大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于香港問題聯合聲明》的簽字儀式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西大廳隆重舉行。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和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分別代表本國政府在聯合聲明上簽字。中英兩國政府《關于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宣布，中國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于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英國政府在這一天將香港交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

1984年12月19日撒切爾夫人在簽字儀式上的講話——這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時刻：

尊敬的鄧小平先生、李先念主席、趙紫陽總理、各位貴賓：

這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時刻。鄧小平先生能夠光臨，我感到特別高興。剛才我們分別代表各自政府簽署的《關于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在香港的歷史中、在英中關系的歷程中以及在國際外交史上都是一個里程碑。這個協議為1997年和1997年以后這段時期保持對香港的信心以及為繼續保持香港的穩定、繁榮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我愉快地回憶起我于1982年9月對中國的訪問以及我同中國領導人的會談。那次我會見鄧小平先生時，我們同意就香港前途開始會談。我們共同的目的是維護香港的穩定和繁榮。正是本著自豪和對前途充滿樂觀的精神，我再次來到北京簽署作為會談成果的這項協議。

這項協議完全符合英中兩國的政治要求和香港人民的利益。它提供了一個框架，根據這個框架，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在1997年7月1日以后的五十年中，將保持其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

協議給予香港高度的自治權：香港人民將管理香港，特別行政區將制定自己的法律。協議允許香港繼續制定自己的經濟、財政和貿易政策，并適當地參加國際組織和協定。它保持了香港所熟悉的法律制度及其享有的權利和自由。總之，協議為香港的未來提供了所需要的保證，使香港能繼續作為貿易和金融中心在世界上發揮獨特的作用。

英國議會和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都認可了協議中的這些特點，并批準了各自政府進行簽署的意向。香港人民對決定他們前途的協議進行了充分的公開辯論。雖然他們表示有些保留，并要求澄清某些具體問題，但很明顯，他們認為，協議總的來說是可以接受的。這一協議也受到了其他國家的政府、國際組織以及金融和經濟界的廣泛贊揚。

聯合國秘書長說，這個協議為其他國家樹立了一個成功地解決困難的國際問題的榜樣。國際上的善意和支持今后對香港至關重要。我毫不懷疑，香港會得到這種善意和支持。

談判本身使我們兩國的關系更加密切了。它增進了我們之間的相互了解、尊重和信任。我相信，在今后的合作中，我們將為進一步加強和鞏固兩國之間的關系奠定基礎。這對英國有利，對中國有利，對世界也有利。最重要的是，這對香港人民有利。

今天，我們榮幸地同中國朋友一起參加這個獨特的儀式。形勢是獨特的，協議也是獨特的。我們的確應該有一種歷史感，一種對未來的信心。最后感謝諸位光臨簽字儀式。

網傳1991年撒切爾夫人在美國休斯敦的演講——我們是怎樣瓦解蘇聯的：

蘇聯是一個對西方世界構成嚴重威脅的國家。我講的不是軍事威脅。從本質上講，軍事上的威脅并不存在。我們這些國家裝備精良，包括核武器。

　　我指的是經濟上的威脅。借助計劃政策，加上獨特的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刺激手段相結合，蘇聯的經濟發展指標很高。其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過去比我們高出一倍。如果再考慮到蘇聯豐厚的自然資源，如果加以合理地運營，那么蘇聯完全有可能將我們擠出世界市場。

　　因此，我們一直采取行動。旨在削弱蘇聯經濟，制造其內部問題。

　　主要的手段是將其拖進軍備競賽。我們知道，蘇聯政府遵守蘇聯和其北約對手軍備均等的原則。結果，蘇聯裝備花費占去了預算的15％，而我們這些國家是5％左右。這自然就造成了蘇聯要緊縮在生產居民大眾消費品上的投入。我們希望借此引發蘇聯居民大規模的不滿。我們使用的方法之一就是“泄露”我們擁有武器的數量。有意夸大，以誘使蘇聯加大軍備投入。

　　我們的政策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利用蘇聯憲法上的漏洞。蘇聯憲法在形式上允許任何一個加盟共和國(只需憑著共和國最高蘇維埃的簡單多數)只要有意即可迅速脫離蘇聯。當然，由于共產黨和強力部門的凝聚作用，長時間里這一權利實際上很難實現。但這一憲法漏洞還是給實施我們的政策留下了未來的可能。

　　遺憾的是，無論我們如何努力，蘇聯的政治形勢長期保持十分穩定。后來我們(主要是美國)出臺了一項重要政策，就是建立反導彈防御體系。應當承認，當時大多數的專家反對建設反導防御體系。理由是其投入巨大，且不太可靠。而蘇聯可以以更少(約1/5到1/10)的投入即可以“矛”刺穿反導之“盾”。但不管怎樣，我們提出發展反導防御體系，目的是希望蘇聯同樣建造類似高造價的系統。令我們十分惋惜的是，蘇聯政府沒有采取行動，只是限于發表政治抗議。

　　我們由此陷入了困境。不過，很快便得到情報，說蘇聯領袖逝世后，經我們幫助的人可能繼任，借助他能夠實現我們的想法。這是我的專家智囊的評估意見(我周圍始終有一支很專業的蘇聯問題智囊隊伍，我也根據需要促進和吸引蘇聯境內對我們有用的人才出國移民)。

　　這個人就是米•戈爾巴喬夫。我的智囊們對此人評價是：不夠謹慎，容易被誘導，極其愛好虛榮。他與蘇聯政界大多數精英關系良好，因此，通過我們的幫助，他能夠掌握大權。

　　“人民陣線”(指上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也就是戈爾巴喬夫執政的蘇聯后期，在波羅的海等加盟共和國境內興起的、以“求主權、謀獨立”為旗號的民族政治勢力組織)的活動不需要太大的花費，主要是一些復印、印刷設備的開支和對骨干的資金支持。而支持蘇聯礦工長時間罷工的花費要多得多。

　　專家智囊中間圍繞以下一個問題爭論激烈、分歧很大：是否推舉葉利欽作為“人民陣線”的領袖，進而推選其進入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接下來成為俄羅斯領導人(以和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對抗)。智囊團多數人的意見是反對葉利欽的提名，考慮到他的過去經歷和個性特點。

不過，后來經過多次接觸和約定，還是決定“推出”葉利欽。葉利欽費了很大的力氣，勉強當選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隨即便通過了俄羅斯主權獨立宣言。有人發問，俄羅斯獨立于誰？整個蘇聯當時不都是圍繞俄羅斯為中心構成的嗎？蘇聯的解體真正開始了。

在1991年“8•19”事件期間，我們也給葉利欽以極大的支持。當時蘇聯上層少數人隔離了戈爾巴喬夫，企圖恢復維系蘇聯統一的制度。葉利欽的支持者堅持住了，并且掌握了控制強力部門的絕大部分(雖然不是全部)實權。

　　其余所有的蘇聯加盟共和國，借機宣布自己的主權(當然，多數共和國在形式上并未排除聯盟地位)。

這樣一來，事實上現在蘇聯已經解體了，不過在法律上蘇聯還存在。我負責任地告訴諸位，不出一個月的時間你們就會聽到法律上蘇聯解體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