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AIM俐鉅創新總經理兼首席創新官 詹長霖

大健康產業無疑是現在全球受矚目的新藍海，我獲邀在6/24日的〝2018海峽兩岸(第四屆)醫事交流學術論壇〞上發表〝智慧醫療國際發展趨勢〞演講，演將中提到根據World Bank、Deloitte等機構預估，去年全球健康醫療市場已達8.6兆美元，超越信息科技＋汽車產業。法人看好，未來將再上層樓，其中又以結合人工智能、基因體學、大數據等技術的〝AI精準醫療〞，未來5~10年年復合成長率上看19%，將傳統生技與制藥遠遠拋諸腦后，成為生醫產業的超級巨星。尤其是結合科技與醫療的AI精準醫療領域，已成為貝佐斯、比爾蓋茲、巴菲特三大富豪相中的新藍海，預估接下來五年規模可望翻倍達4,700億美元。

根據PwC調查，全球超過8成的主要醫療企業已將其列入重點發展項目，去年投注的研發費用總額超過1,500億美元，追上電子業。由此可見大健康產業的龐大市場潛力！

而近幾天，《我不是藥神》在網絡上刷屏。電影引起了觀眾的共鳴！讓我們深思自己是處在藥品創新最好的時代，還是最壞的時代？

我們看到從患者視角和企業視角在如何看待創新原研藥上的不同問題點，朋友圈也由此充斥著涇渭分明地站在患者立場和企業立場點評創新藥研發成本和定價的文字。

其實這部口碑爆棚的國產電影，改編自一個真實的故事：代購“救命藥”。

格列衛是一種“明星抗癌藥”，它成功地把致命的慢粒白血病變成了一種僅需規范服藥即可控制病情的慢性病，可說是不折不扣的“救命藥”。然而，這個藥物價格相當昂貴，一個月藥量的售價是2萬多人民幣。

2002年，陸勇被查出患有慢粒白血病，由于必須服用格列衛控制病情，他兩年就花了50多萬人民幣。后來，陸勇接觸到了印度藥企生產的一款仿制藥，并把自己作為實驗對象，測試藥物的有效性。幸運的是，這款仿制藥的藥效不錯。之后，陸勇開始把藥物推薦給更多病友，并幫他們從印度代購仿制的格列衛。

2014年，陸勇由于幫助白血病病友從印度規模性地購入格列衛的便宜仿制藥，被湖南省沅江市檢察院以涉嫌“妨礙信用卡管理罪”和“銷售假藥罪”提起公訴。得知陸勇被訴，上千名病友集體寫信請求對陸勇從輕處罰。經調查，檢察院認為，陸勇的行為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的相關規定和金融管理法規，但尚不構成犯罪。最后，公檢部門撤銷了起訴，陸勇被釋放。

我想說的是，處在不同位置、站在不同立場的人來剖析這個問題，答案肯定不盡相同。患者可及性和創新藥高定價在全球范圍都是一個矛盾的存在，最好的局面也只是在各方利益訴求妥協或滿足的平衡下暫時平息爭端。

今天，我們無意爭辯患者和企業誰對誰錯，只是想借助這么多人關注“創新藥”的檔口，和大家交流一個“我們的藥品創新研發究竟處于怎樣一個時代”的問題。當然，這個命題非常宏大，相信大家也是智者見智。

最好的時代？

毫無疑問，相比10年前，中國的創新藥研發的確是處于最好的時代。這一點體現在多個層面，比如基礎研究水平提高、企業創新意識和實力增強、資本大量涌入、人才流動頻繁、創新藥注冊申報增多、監管水平國際接軌……。

如果說創新是帆，帶動制藥產業的大船前行，那么資金就是風，給予創新最大的動力。說當前是創新藥研發最好的時代，從資金面上就可以體現出來。比如，國內頭部上市公司的研發投入以雙位數的增幅持續增加，盡管目前仍不及全球制藥巨頭的零頭，但已經看到了厚積薄發的局面，而且愿意以研發投入著眼未來的企業越來越多。

最壞的時代？

電影《我不是藥神》是把創新藥公司置于了患者群體的對立面，也有不少人認為這部電影讓制藥企業背了“患者買不起藥”的黑鍋。

但是，如果說“當下是藥品創新最壞的時代”，那么核心問題并不在于一部電影對外界輿情的引導或者對制藥企業開發創新藥的積極性造成了打擊，而是在于創新者的初心。

如果大家搞研發創新的初衷都是為了滿足患者的需求，最終達成一個企業盈利、患者受益的局面，這是無可厚非的。如果創新只是一場資本游戲，而政策的鼓勵或者放寬又為資本逐利提供了便利，整個制藥產業劣幣驅除良幣，那么當下便不能稱作是藥品創新的好時代。遺憾的是，這種不好的現象也越來越多見。

智慧醫療創新和開發一個原研新藥的艱辛是可想而知的，也希望電影中讓人動容的用藥場景引起大家的反思：究竟誰該為創新藥買單？當政府現有的醫保體系已經不足以支付創新藥品開發的代價時，商業保險應該發揮怎樣的作用？期望中國創新藥的崛起不僅僅是資本催發的虛胖，而是各個環節都能更加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