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許多制造企業一年到頭累死累活，也沒掙到多少利潤。卓爾不生產任何東西，只是為批發商和制造商提供服務，做公用物業的提供商和服務商，卻實現了杠桿式增長。
管理大師德魯克說：當今企業之間的競爭，不是產品之間的競爭，而是商業模式之間的競爭。卓爾的成功，為德魯克的理論找到了一個生動的注解。
豐饒經濟時代需要打通“梗塞”
大多數企業在產業中的價值無外乎兩種：產品制造鏈和商品流通鏈。在稀缺經濟時代，掌握價值鏈核心的是制造企業，他們在產品制造鏈——商品流通鏈的正向價值轉移中擁有絕對的話語權，也是最大的利益獲得者。
但在豐饒經濟時代，生產出來的產品并不能順暢地流通到市場上去，產品流通鏈出現了“梗塞”。產品從制造端出來后，不能進入銷售流通環節，就不具有價格、品牌等商品屬性。而且，在制造端，衡量一件產品價值的是成本。
作為世界工廠，中國大量企業都位于產品制造鏈，因沒有營銷能力，不善于做渠道和品牌，他們往往通過代工等方式成為國外知名品牌的加工者。由于利潤微薄，他們需要不斷優化生產線、加強生產管理來提高勞動生產率，以求獲得更多的收益。
即使如此，處于產品制造鏈的企業仍然只能獲得微薄的利潤。正是看到了這一點，卓爾從漢口北批發第一城這一渠道端切入產業鏈，通過為批發商和制造商提供服務，試圖打通制造和流通之間的壁壘，幫助大量過剩的中國制造找到市場。
不僅如此，卓爾還以市場需求為資源，吸引產業鏈上游企業的合作，在批發市場周邊為制造企業提供標準化廠房，吸納制造企業入駐，為漢口北批發市場提供產業支撐。沒有產業做支撐，商品價格就降不下來，商品形態就無法升級，同時也無法為市場量身訂做產品。
企業搭平臺更易降低交易成本
迄今為止，地方政府仍然是招商引資的主體。為追求招商引資業績，政府許諾給企業寬松的稅收政策、土地政策，甚至環保政策，導致部分地區產生了單位土地利用率不高的情況，甚至還引進了不少高資源消耗、高污染產業，為以后的經濟發展埋下了隱患。此外，地方政府領導人的更換，可能還會突然拔掉輸送給企業能量的“插頭”，一些企業不堪忍受較高的隱性成本，而又面臨再次遷移。
卓爾所開發的三大公用物業項目，實際上搭建了三個招商引資平臺。與政府搭建引資平臺不同的是，卓爾是完全按照市場契約辦事，不會像政府那樣來回“翻燒餅”。另外，卓爾除為企業提供食宿、物流等基礎服務外，還為企業提供融資、信息、法律等非基礎服務，最大程度地圍繞企業需求提供服務，降低批發商和制造商的外部經營成本。
眾所周知，批發商和制造商可以自行控制其內部經營成本，并轉移到產品價格中去；而外部成本他們自己無法控制，且難以持續、穩定地轉移到產品中。卓爾完全按照市場規則辦事，能夠提高招商政策的穩定性和批發商、制造商對利潤的預期，比政府一味強調“政策”招商的效果要好。
較低的外部經營成本和較高的預期報酬，吸引了大批批發商和制造商向第一企業社區、漢口北批發第一城和卓爾生態工業城聚集，這種集聚過程又產生了“自增強效應”，吸引更多的批發商和制造商向卓爾集聚，從而培育了一種商戶集聚的良性循環和商業交易的良好氛圍，即具有可持續發展的商業生態。
擁有了人氣，平臺經濟便擁抱了未來
卓爾認為，只有整合企業邊界之外的資源，聚集足夠多的人氣，才能成倍地放大創造財富的時間和能力，讓企業迅速實現杠桿式增長。為此，卓爾為眾多批發商和制造商搭建了一個多接口的開放性盈利平臺，而且設置了非常低的門檻和進入成本，以便留給企業更多的流動資金進行經營。
顯然，低門檻和低成本會降低卓爾的贏利能力。為解決這個難題，卓爾將價值鏈延伸到為企業和商戶提供餐飲、住宿、展示、包裝等服務上。實際上，卓爾極力想做的是一種“平臺經濟”，讓商戶和企業以較低的門檻進來，培養和積聚人氣，人氣起來之后，再掙延伸服務的錢。
如今，搭建平臺是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重要模式，如上海世博會、四川糖煙酒會、北京中國國際服裝展覽會等。通過將各利益相關者集聚起來，可以幫助制造企業找到銷路、創建品牌，帶動包裝、傳媒、策劃、設計等產業的發展，實現政府、企業、社會等多方共贏。
卓爾將眾多的批發商集聚在漢口北批發第一城內，可以為眾多的中部制造、湖北制造找到銷路；為二級批發商或零售商提供更多的產品選擇，制造“競爭收益”；幫助商戶建立良好的道德信用，否則二級批發商或零售商就會“用腳投票”，轉而與其他商戶進行交易；可以了解新的商品消費趨勢和生產工藝，感受行業發展的步伐。
對于商業而言，沒有比聚集人氣更重要的了。但聚集人氣需要低交易成本和低門檻。未來，卓爾成功的關鍵仍在于以盡可能低的門檻聚集人氣。可以說，擁有了人氣，平臺經濟便擁抱了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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