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對地方政府的財政政策問題似乎出現了180度的轉變。

2014年，中央政府對各省市自治區的財政管理方式進行了徹底的改革，目標直指地方政府累計下來的不可持續的債務水平。財政部部長樓繼偉當時要求嚴控地方融資平臺和地方政府的舉債能力，令地方政府通過發行地方債來代替。

多年以來，由于法律禁止地方政府從銀行借貸，地方政府就通過表外金融企業來為房地產和基建項目籌資，這類企業被稱為地方融資平臺公司。這樣做的結果是創造就業的同時，卻有大量資金被浪費，比如如今已淪為“鬼城”的天津翻版曼哈頓城。這類公司被外界認為是過去幾年來地方政府債務迅速增加的罪魁禍首。

彭博新聞社報道稱，時至今日，上述改革卻出現逆轉，因為中央政府的優先目標變為提振經濟。地方財政改革也不得不順應中國經濟增速步步放緩的趨勢而發生改變。匿名知情人士透露，監管層在5月中旬召開會議，考慮放松對地方融資平臺的約束。

就在這次閉門會議之前的5月15日，國務院轉發財政部、央行、銀監會《關于妥善解決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在建項目后續融資問題的意見》。《意見》要求支持融資平臺公司在建項目的存量融資需求，不得對在建項目盲目抽貸、壓貸、停貸。

德意志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及股票策略主管張智威和Audrey Shi在5月20日的研報中表示，國務院的指令是“今年迄今為止最重要的政策放松信號。這是個180度的大轉彎，地方財政政策從收緊變成了寬松。”

報告還表示，造成今年一季度經濟增長放緩的部分原因是國務院2014年底下達的“ 43號文”收緊了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舉債的管理，新政將一定程度上放松“43號文”的約束。

香港智庫經綸國際經濟研究院研究部主任、前香港證監會研究部主管肖耿對上述文件評論稱：“樓繼偉需要去除不可持續的地方債之毒，但是，那種約束削減了消費，削減了擴張，削減了一切。在此操作過程中，他需要確保對經濟予以支持，以避免經濟崩潰。”

《華爾街日報》認為，這一重大轉變的背景是，長期以來中國政府一直在推進金融改革，減少經濟對大規模投資的依賴程度，擴大個人消費對經濟的刺激作用，然而這一努力與中國另一項更加緊迫的全國目標——提振經濟增長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

《華爾街日報》還稱，上述國務院規定出臺前，中央政府還曾不動聲色地允許地方融資平臺公司重新進入中短期債市，比如沈陽市政府擁有的沈陽公用發展股份有限公司。中 央政府去年底對地方融資公司關閉了銀行間債市（五年期以下債券可在這一市場出售），引發了中國大陸證券拋售。但知情人士稱，上個月，這一市場重新向那些公司開放，主要是出于對經濟大幅放緩的擔憂加劇。

事實上，中國高層放松對地方政府束縛的行動也并未結束。發改委在5月25日發文，全面放寬城投類企業債券的發行條件，并提出鼓勵優質企業發債用于重點領域、重點項目融資，同時還將支持縣域企業發行企業債券融資，指定類別的債券也不受發債企業數量指標的限制。值得一提的是，擴容后的城投企業債明確不屬于地方政府債務。

《華爾街日報》援引穆迪分析師Nicholas Zhu觀點稱，在地方政府融資體系結構改革的步調問題上，中國越來越顯示出一種實用主義的心態。

地方政府和地方融資平臺公司的關系是不透明的。融資平臺公司從所有權上來說屬于國有企業。多地過去幾年成立了成千上萬個融資平臺公司，但他們用國有土地做抵押，以獲取銀行貸款。

瑞穗證券亞洲公司表示，中國地方債務總額可能多達25萬億元，這比德國的整個經濟體量還要大。不過，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相關數據是17.9萬億元。

今年，預計有1.86萬億元地方債將到期。

彭博新聞社稱，改革地方財政將被再度提上日程：這個問題太重要，無法被忽視。前美國財政部的中國事務高級協調員、現任TCW基金管理部分析師David Loevinger說：“沒有穩固的財政政策，中國不可能實現可持續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