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引發陳勝吳廣起義的導火索是秦的一條法律：被派去戍邊的戍卒(相當于邊防戰士)，只要沒有按時到達都要被處死，不論什么原因。在陳勝等人看來，與其坐而待斃不如揭竿而起。就這樣，一條旨在加強控制以確保政權牢固的法律走向了它的反面。

　　很多歷史學家都指出，秦之所以能滅六國，恰恰也是拜制度之優勢。以商鞅變法為起點，秦逐步建立起了一套適應當時社會發展所需的制度，不僅吸引了大量人才，而且使社會活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釋放，促進了秦國經濟和軍事實力的提升，最終成就了秦始皇的千秋霸業。在統一中國之后，秦始皇采取的中央集權制度盡管在當時條件下有利于維持封建統一，但它對人民思想的束縛、對經濟文化的抑制也越發明顯。焚書坑儒就是一個極端的例子，而陳勝吳廣起義只不過是尋求利益重新分配的社會力量對制度抑制的一次暴力突破。

　　對于企業而言，雖然不會發生陳勝吳廣式的起義，但當制度抑制的力量積累達到一定程度后，必然會以一定形式——如內部沖突、消極怠工、人才流失、虧損或破產——釋放出來。因此，制度抑制的破壞力值得引起高度重視。

　　沒有任何制度的自然狀態是個人之間的戰爭狀態，這也就是所謂“霍布斯叢林”。但是，作為對人的行為進行約束的制度，同樣也會形成“制度叢林”，“叢林”里的人——制造出制度之繭的人——既可能生氣勃勃，也可能因缺乏足夠的空間而被窒息。

　　造成制度抑制的原因有多方面，其中一個是對執行力追求的偏航。這多少有些令人費解。的確，企業的成功離不開高效的執行力。從《執行——如何完成任務的學問》、《贏在執行》和《致加西亞的信》等書的風靡一時，我們不難看出戰略執行的重要性在當今商業社會已經是多么深入人心。但令人擔心的是，一些企業將執行力理解為無條件的服從和執行，而制度就成為這些企業的管理者堂而皇之進行指揮控制的依據。于是，我們可以看到“用制度監控員工”，“監控制度不是用來管人的，而是用來嚇人的”諸如此類的觀點，可以看到有的企業不僅設立越來越復雜的打卡制度，有的甚至在辦公室安裝監視器，像監工一樣進行管理。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是最省力的方法。當然，最省力的卻并不一定是成本最低的，企業可能會為此付出昂貴的代價。

　　在制度抑制情況嚴重的企業，我們不難發現形式主義、欺上瞞下等現象的身影。其導致的結果有幾種：一是機械式的執行;二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三是公然違抗或逃離，最多的是前兩種情況。維薩(VISA)創始人迪伊·霍克在其《混序——維薩與組織的未來形態》一書中舉了一個例子。他在與美國陸軍指揮學校部分軍官、士官及軍士長進行座談時，讓他們估計一下他們有多少時間花在遵守那些無意義的規章制度上，結果，士官們估計的時間高達45%—85%，高級軍官估計的也達到20%—40%，而那些表示大概只花5%—20%時間的軍士長只是因為他們善于應付。

　　顯而易見，依靠控制式的制度來提高執行力只會適得其反。其實，良好的執行力首先源自高效的領導力。波音公司CEO麥納尼上任后，把領導力培養作為優先任務之一。他說：“領導力發展就是要幫助人們成長。如果我能讓所有人都成長起來，公司自然就能得到發展。”換言之，當所有人都成長起來之后，執行力還會成為問題嗎?

　　執行力的提高也有賴于對起抑制作用的制度的糾正。仍以波音為例，在麥納尼之前，波音的長期激勵取決于公司股價的上漲幅度，股價上漲幅度大，經理們獲得的獎勵越多。這項制度并沒有考慮到經理們在行業不景氣時期的更為艱辛的表現，因此難以激勵他們在困難時期設法改進提升業績。為了改變這種狀況，麥納尼對相應的激勵制度進行了改革，以更好地反映航空產業的周期特點，鼓勵經理們在行業低迷時期做出更多的努力和創新。

　　當然，任何制度安排都不可能盡善盡美，不論過剛還是過柔都會影響到執行力，管理者需要掌握平衡的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