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年國際政治本質就是血與火！

　　防止浪漫主義幼稚病

　　美國加拿大聯合導演的“孟晚舟事件”，瞬間驚醒了很多國人。

　　原以為，中國通過改革開放而與國際接軌并融入“國際社會”，中國就會成為“國際社會”平等的一員，共享美國人所說的所謂“自由世界秩序”。　　怎料，“國際社會”中的“五眼聯盟”（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如此合眾為一地排斥華為5G技術，并對華為高管孟晚舟女士進行明目張膽的“政治追殺”。一切偽裝都撕下了，世界政治也因此暴露出其真相。

　　世界政治是工業化把各國聯系在一起的產物，因此一般把世界政治的起點視為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后的1500年，此前的“世界”都是地區性的，分別有東亞文明秩序、歐洲宗教秩序、印度文明秩序和阿拉伯商業秩序。

　　1500年以來的世界政治的起點是什么樣的？過程是什么性質的？結果又是什么樣的？只有認識到起點、過程、結果這幾個關鍵詞，才能深刻地把握世界政治的本質特征，才能避免犯浪漫主義幼稚病，也才能理解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必要性與艱巨性。

　　起點的血腥性

　　1500年的時候，西方尚處于中世紀的“黑暗時代”，此時的歐洲人因宗教信仰而進行無數次的殘酷宗教戰爭，并最終在消滅當時歐洲人口1/4的30年宗教戰爭（1618-1648）中打出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形成以民族為單元的國家，即被西方人稱為現代性的民族國家。　　歐洲人內部尚且如此，對外殖民擴張中的血腥性更變本加厲，在“發現”新大陸后不久，美洲大陸的印第安人急劇減少，其中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事實性種族清洗，后來的法西斯德國滅絕猶太人就是以北美白人滅絕印第安人為案例的。　　世界政治起點是血淋淋的，全球史奠基者麥克尼爾如此定性歐洲人：“當人們把它們（指歐洲人）與其他主要文明形態比較以后，而且只有當人們得知了科爾斯特和皮薩羅（歐洲殖民者）之流在美洲的幾乎令人難以置信的黷武野蠻行徑，得知了阿爾美達和阿布奎基（歐洲殖民者）等人在印度洋上的傷天害理的挑釁侵略行為……歐洲人嗜血好戰的特性才能被認識。”歐洲人“根深蒂固的魯莽好斗的性格”，“使他們能在約半個世紀內控制了全世界的海洋，并只用了一代人的實踐就征服了美洲最發達的地區。”（《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史》，2018年版，第579頁）　　民族是由鮮活的個人組成的，如此“嗜血好戰”的人性必然構成一個擴張性民族；而以這樣的民族性所組成的國家，必然具有擴張的帝國主義性質。工業化推動的300年世界政治史，就是由其起點的血腥性、擴張性和好戰性所決定的。

　　過程的殘酷性

　　起點的血腥性決定了過程的殘酷性。興起后的西方以兩種手段向全世界推進：戰爭和貿易，把歐洲內部的殘酷性擴大到全世界。　　歐洲在16世紀完成了現代性軍事革命，同樣以先進的軍事工具為手段而對目標國長驅直入，因此無論是在亞洲的中國和印度，還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都是熱兵器對手持冷兵器抵抗者的大屠殺。

　　在完成軍事占領之后，隨之而來的就是摧毀式貿易，英國的紡織業徹底摧毀了印度的手工業；貿易虧空則依仗軍事優勢而搞掠奪式貿易，如鴉片貿易。資本主義撕下了體現家庭關系的封建主義溫情脈脈的面紗，而對全世界實行血與火的“全球化”，以無比殘酷的方式完成了對全世界的支配權。　　在這個過程中，雖然產生了社會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的“反向運動”，但是終究沒有動搖資本主義主宰的世界體系。同時，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內在性質決定了，資本主義必然表現為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從而導致帝國主義之間導演的幾乎毀滅人類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事實上是西方人內部爭奪主導權的戰爭，是西方內部的權力轉移。

　　結果的霸權性

　　西方人再也承受不起兩次世界大戰那樣慘烈的結果，因此以制度安排的形式把西方人對全世界的支配權固定下來，這就是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以及配套性的禁止向社會主義國家出口高科技技術的“巴黎統合會”。

　　這些被稱為“國際制度”“國際機制”的組織或者法律，事實上將霸權制度化，因此現存的世界秩序必然是不平等的。比如，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享有一票否決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取決于國內法。　　再比如，巴黎統合會的存在意味著，不能像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出口高科技技術產品，只能西方人獨占高科技的權利；而當中國的科技超過西方時，不但不得進口，還要非法地搞“政治追殺”，其根據就是體現了高于國際法的事實性“治外法權”的“長臂管轄”，而治外法權是一個臭名昭著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舊制度。

　　300年來的世界政治就是這樣走過來的，其歷史簡單而又明了，那就是盎格魯-撒克森人所主導的不平等的世界秩序。處于這種歷史進程中的非西方國家的政治家、民族資本家乃至知識分子，很自然地會對這種血腥的、殘酷的、不平等性的世界政治同仇敵愾，起而反之，這就是轟轟烈烈的世界性的民族民主解放運動。

　　為此，在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世界化進程中，伴隨著軍事帝國主義和經濟帝國主義，西方人也開始啟動文化帝國主義工程。19世紀中葉流行的是赤裸裸的“白人優越論”和“白人責任論”，20世紀初開始則是以新教倫理為代表的“文化優越論”，到二戰之后的冷戰時期則是所謂的“普世價值論”即制度優越論。

　　在文化帝國主義工程的同時，西方開始了各種法律工程和制度工程，即將霸權性的、不平等的利益格局法律化和制度化。不得不說，二戰之后西方文化帝國主義工程取得了空前成就，在不平等的世界秩序不變的前提下，使得很多非西方國家的精英階層改變了對世界秩序的看法，以為這個世界已經是“永久的和平”，因此容易患上浪漫主義的政治幼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