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載平是我國基因工程和分子遺傳學的開拓者之一，研制了基因工程乙肝疫苗，在國際上首先完成了乙肝病毒(HBV)我國流行株adr亞型的基因組克隆和序列分析。
李載平生前還擔任過原國家生物工程顧問委員會副主任、聯合國基因工程生物技術中心評審組成員、中國遺傳學會副理事長；1996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不查不知道，網絡一搜索，還看到《福州晚報》有這樣一則消息：李載平的父母均為福州人，李載平曾祖母的家族“一門四院士”，包括一位兩院（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三位中國工程院院士。
這樣的一位大科學家去世了，竟然在社會上沒有引起多少反響，實在是令人感到驚訝。
剛剛完成李載平院士傳記的作家、媒體人潘真，曾與李院士一次次面對面交談。今天，冰川思想庫推送潘真撰寫的這篇文章，就向外界展示了一位大科學家鮮為人知的另一面。
潘真說，“采訪前做功課才發現，幾乎沒有一家媒體為這位中國DNA研究的拓荒者做過一篇人物專訪。為何對國家貢獻這么大的科學家，在社會上卻如此默默無聞？我耿耿于懷，特別是看到某些報紙不顧自身定位，連篇累牘地報道演藝圈。這，成為我寫傳記的動力。”
去年春天，我應邀為李載平院士寫傳記。
李載平是著名的分子生物學家，中國基因工程和分子遺傳學的開拓者。美國國家科學院出版的《中國生物工程》 (Biotechnology in China)一書，專門寫到李載平之于中國生物工程的不可或缺：“在西方，眾所周知，李載平是把分子生物學引入中國的先驅者，他還促進了國際合作……”
▲《中國生物工程》一書專門寫到李載平及其領導的團隊
采訪前做功課才發現，幾乎沒有一家媒體為這位中國DNA研究的拓荒者做過一篇人物專訪。為何對國家貢獻這么大的科學家，在社會上卻如此默默無聞？我耿耿于懷，特別是看到某些報紙不顧自身定位，連篇累牘地報道演藝圈。這，成為我寫傳記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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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傳主的采訪，都在上海的中山醫院病房進行。纏綿病榻的李載平，第一眼看去只是比實際年齡顯年輕的普通長者；但當他戴上助聽器，講起DNA、乙肝疫苗、人類基因組……這些沉浸其中一輩子的科學研究，他的雙眸就慢慢亮澤起來，配上富于磁性的聲音，讓人恍若身處科學殿堂。
真是隔行如隔山，初次聽說ΦX174噬菌體，我都不知怎樣記下來。而早在1958年，30歲出頭的李載平率課題組專攻分子生物學方向，正是以這種病毒為模型開始實驗，由放射生物學機理進入DNA損傷研究的。
那時候，他還只是中科院上海生理生化所二年級的研究生，因業務出挑，被破格提升為放射生物學研究室副主任。
在生化所，除了他，主任、副主任都是由老師輩的“海歸”擔任的。生化所在短短的幾年內，引進了酶學專家鄒承魯、蛋白質專家曹天欽、維生素專家張友端、核酸代謝專家王德寶、蛋白質化學專家鈕經義和微生物生化專家周光宇等一批思想敏銳、年輕有為、嶄露頭角的科學家。
這些“海歸”大多來自英國劍橋大學，研究領域在全國都處于領先地位，所以，那個時期的生化所被昵稱為“小劍橋”。
▲1990年8月3日，李載平在實驗室（圖/中國科學院生物化學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官網）
當時中國生化界的關注熱點，都在蛋白質酶、新陳代謝上；李載平卻獨辟蹊徑，選擇放射線對DNA分子損壞機理的研究。他發現了DNA的“隱藏破壞”。由此，科學家們第一次發現：外界環境不斷地威脅、破壞DNA，而DNA不斷地修復自身，正是這種微觀世界不易察覺的過程，保證了生命的延續！
這是中國最初的基因分子生物學研究，是當時最先進的“基因工程”……DNA的損傷和修復，后來成了生物學里的一個重要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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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60年的時光隧道，李載平感念著“小劍橋”對自己的熏陶，特別感念當時的所長王應睞、導師曹天欽對自己的發現、鼓勵并給予施展才華的平臺。
那樣的青春年華，多美啊！我聽著回憶，卻為年輕科學家的未來擔憂。時代洪流滾滾而至，個人無論多么有作為，裹挾之下，終究只是身不由己的一滴水而已。
長長的不堪回首的日子，在李載平的年表中，僅寥寥一句：“文革”開始后，被定為反動學術權威和“王芷涯、曹天欽反黨集團”骨干分子，接受群眾批斗。
單位里，從香港回來的青年才俊備受屈辱后自殺，有同事想不通怎么一夜之間出了這么多“反革命”而想自殺，李載平本人也曾動過自殺的念頭……這些，我都是外圍采訪時聽說的。李載平不愿再提起，他甚至建議不要寫“文革”。
▲1996年6月17日，李載平在實驗室工作（圖/中國科學院生物化學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官網）
那些批斗你們的人，不都是朝夕相處的同事么？我跟他探討，為什么普通人會全身心地投入迫害同類的運動？如果說“人之初，性本惡”，那么“人性惡”的邊界在哪里？蟄伏于人性幽暗地帶的惡，是怎樣被激發的？名人傳記若選擇性地忽略災難，真實性怎么保證？后人又何從汲取教訓，避免悲劇重演呢？
“都過去了……”他淡淡地說，神色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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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意到一處黑色幽默——1972年，國際科學界的目光被美國的一個重大生物化學新聞吸引：保羅·伯格（Paul Berg，美國化學家、現代遺傳工程之父，獲1980年諾貝爾化學獎）第一次進行了DNA重組，獲得含有編碼哺乳動物激素的基因菌株。而伯格的中國同行李載平，還在“五七干校”養豬、插秧！
1973年某日，李載平突然接到通知，從上海奉賢農場回研究所報到，國家要派團參加日本化學會年會。泥腿子，這才意外回歸科研人員身份。
是的，我們荒廢科學研究的那些年，正值國際生物大分子學大發展時期。
1975年，李載平第一次隨團赴美，遍訪諾貝爾獎得主及最高水平的實驗室，參拜世界分子生物學的圣地——冷泉港。他強烈地意識到：人類已經跨入了一個基因分子生物學和生物工程高科技的新時代。
▲1975年，李載平首次赴美，在洛杉磯賓館留影
基因工程對生物科學的影響太大太大，許許多多前人敢想而難以做到甚至不敢想、不敢做的事，借助“基因工程”這個“法寶”異想天開都獲得了成功。如原來通過基因來調節蛋白質只是一些理論和想象，現在都可以動手做人的胰島素、人的生長激素了。這是一場真正的科學和技術的革命。“世界已經發展得這么快了，我們怎么可以還在原地等待呢？”即使過了40多年，講起當年所受的強刺激，他還是一臉的著急、不甘。
那一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對于光陰白白流逝，有切膚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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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載平復出工作時50歲出頭，作為科學家，正當年富力強。他受命擔任生化所新成立的分子遺傳研究實驗室的主任，步入事業巔峰期。
分子遺傳研究實驗室草創之際，國際上的基因工程研究也還處于起步階段，李載平是中國最早進入這項研究的科學家。他擬定的眾多課題中，最突出的是乙肝病毒研究。因為，乙肝病毒的危害性最深、影響范圍也很大；而中國是乙肝大國，這個課題能夠造福百姓。
研究基因，需要相應的技術手段。在發達國家，相關的公司應運而生，新的技術、新的手段、新的試劑拿錢去買就是。可中國買不起，科研人員不得不自己做。靠著同事們齊心協力的熱情白手起家，李載平領銜的這個獨立實驗室，幾乎占據了生化所的半壁江山。
▲1994年，李載平榮獲上海市科技功臣獎
在這個重要平臺上，他的團隊交出了一份份令世人矚目的成績單。那些成果，或是國家、上海的重點攻關項目，或贏得國際、國內的重量級獎項及美國、中國的專利，或應用于臨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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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內有評論說，正是李載平高瞻遠矚，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及以后所做的許多基礎的、開創性的工作，引領了中國分子生物學學科的方向。
這樣的一位領軍人物，我們圈外人想當然，成為院士不是水到渠成的事么？！
可當我問及評院士的細節，他并不配合，語焉不詳不說，還希望別寫這一節。
而同事、學生中，不乏為他打抱不平的：憑他個人和所帶團隊的這么多成果，他早該是院士了。可他就是全心全意埋頭于業務，從來不搞政治（人事），不愿意去爭名奪利，不愿意像某些人那樣為評院士去四處“活動”。以至于申請中科院院士，居然敗北。
關鍵的障礙，當然是人！有的院士，投票的依據不是成果，而是人際關系——你又不是我一條線上的，我憑什么投你票？！成果有什么用？我偏不讓你進！也不排斥有人紅眼病發作，“羨慕嫉妒恨”引發造謠、詆毀。
無謂的人事紛爭，讓李載平覺得不值，他心疼時間啊，就不再申請。后來，經領導、同事、朋友的勸說，他才申請參評中國工程院院士，一舉通過。
▲上海生化與細胞所的院士墻 （圖/潘真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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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訪過程中，最令我感動的是，“90后”傳主直到生命最后幾個月，依然是“微信控”，精神好的時候還在關心“這個世界會好嗎”。我們交流的話題，還是統一的生物學、生物工程的產業化、克隆人的倫理困境、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與中國科技的出路……
一天，從微信公眾號上看到，FDA（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PD-1為治療腫瘤等的新藥，他馬上想起，以前，FDA一直是依據癌癥的發病部位（如肺癌、乳腺癌）來批準治療方法的。這是第一次，基于腫瘤生物標志物而不是腫瘤原始位置，批準一個新藥。
他給我作深入淺出的解釋：PD-1是與基因有關的藥。從原理上看，人體內有好多不同的基因，有的細胞這個基因不好那個基因不好，現在還不清楚，如果研究清楚了，治療手段就多了。而今，FDA批準PD-1為治療腫瘤等的新藥，卻告訴我們：這個基因不好，得治，這藥是抗體，讓它作為靶子，跟它結合，治它。“藥還可以是這樣的！這是醫學上一個新的概念的突破！其中有更深的道理，所以，特別引人注意。”為抗癌史上這個重要的首次，他欣慰不已。
▲李載平與夫人、兒子們
另一天，談到身體各種活動都離不開各種基因，他面帶成就感十足的微笑，道：“所以，我越來越覺得，自己做的這些是很有意義的事情。基因元件的結構功能研究，是我們永恒的追求。”
我想起來了，上世紀90年代后期，他的眾多職務中有一個是——中科院“人類基因組”基礎性研究首席專家。
在光線明澈的病房里，這樣議題前沿、節奏流暢的交談，常常使我忘了，我的傳主生于19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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