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戊戌變法之中比較有影響力的人物，康有為在光緒末年之后將近20年的歷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位置，他并致力于將儒家學說改造為可以適應現代社會的國教，曾擔任孔教會會長，實際卻在忠君保皇與分裂國家之間徘徊。

  康有為連秀才都沒考上，而且是連考三次都沒考上，算是監生一枚，這個人極度自私，而且工于心計，雖然“學歷低”，但在京城謀了一個職位，成為御史家的幕僚，并上書進諫慈禧不要還政光緒，偏巧惹怒了“老佛爺”而使得御史被罷免。

  回到廣東的康有為，剽竊廖平的著作《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前一部書把封建主義者歷來認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經典宣布為偽造的文獻。后一部書把本來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滿懷進取精神，提倡民主思想、平等觀念的人。

  加上自己在上海的時候買到的幾本翻譯過來的圖書，康有為自認為已經得到了西方國家制度之本質，再抓住了成為代課教師的機會，得到了一些學生的擁戴，然后成立萬木草堂，到處招生，最大的收獲是得到了“神童”梁啟超的歸順，當然最終康梁二人也是以反目成仇而終結。

  根據不少學者的看法，康有為在進行政治宣傳以及回憶的時候，他的做法存在著很多不尊重事實的地方，而且又有很多吹牛造假的現象。而茅海建等不少學者則根據許多文獻認為康有為所謂的組織舉人聯名上書，事實上是一次流產的政治事件，但是被康有為的派系不斷地涂抹，篡改了歷史，并被之前許多歷史學家所接受。

  康有為的一生，可謂是欺世盜名的一生，更是充滿了謊言與鉆營的一生。假如沒出過國、沒有任何實操經驗卻亂提意見進行國家層面的改革，尚且可以說是勇氣可嘉的話，偽造公車上書，PS他與梁啟超和光緒之間的合影，甚至偽造光緒皇帝的“衣帶詔”則更是無中生有，

  康有為建議，要求清朝方面聘請伊藤為顧問，甚至付以事權。變法派官員在伊藤抵華后，紛紛上書請求重用伊藤。這就相當幼稚可笑甚至有奴顏媚骨到賣國之嫌疑了。

  康有為還自作主張，讓袁世凱進京勤王，這直接導致慈禧與光緒之間的關系決裂。從實際效果看，這個人根本不是戊戌變法中的功臣，反而是導致戊戌變法失敗的核心因素，甚至導致光緒皇帝在生命的最后10年被囚禁，一直沒有機會親政。即使是需要為變法獻出生命的時候，他早就跑到天津準備拋棄變法大業了。

戊戌變法失敗后，康有為從天津塘沽南下逃亡香港后輾轉日本、美國、歐洲，自稱持有皇帝的衣帶詔，組織保皇會，鼓吹開明專制，反對革命。為獲得國際支持，他曾游歷列國，會見歐洲各國君主。

康有為甚至用“黑社會”之類的下三濫手段強迫海外華僑捐款，用所募捐的錢供自己揮霍長達八年之久。宣統元年八月十二日，楊銳之子楊慶昶詣都察院，將密詔上繳光緒帝的弟弟攝政王載灃，請昭雪楊銳,康有為篡改密詔從此真相大白。

1899年7月20日，康有為在加拿大千島與僑商李福基、馮秀石等創立“保救大清皇帝會”，簡稱保皇會。

所謂保皇會實質是立足眾籌的投資公司，康有為說，若海外五百萬人，扯算計之，每人能以煙酒之余，人捐美洲銀五圓，合中國銀十圓，則有五千萬矣。先開銀行，印銀紙行之，可得一萬萬零二千五百萬矣。以三千萬辦輪船，以三千萬辦鐵路，以三千萬開礦，以五百萬辦雜業。他日礦路輪船有股份者分利無窮。以三千萬辦一切救國事，以養才能之士、忠義之人，立國體以行之，則中國立可救矣。

1898年至1913年，康有為四渡太平洋，九涉大西洋，八經印度洋，泛舟北冰洋七日，先后游歷美、英、法、意、加拿大、希臘、埃及、巴西、墨西哥、日本、新加坡、印度等30多個國家和地區。結束回國時，康有為曾請好友吳昌碩刻了一枚印章，上書“維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經三十一國，行六十萬里。”

在當時，沒有哪個中國人能像他這樣足跡遍布全球。他開公司、辦實業、做股票、炒地產……經營的生意五花八門，為的只是籌措經費，“保救大清皇帝”，實現他君主立憲的政治理想。

1917年，康有為和效忠前清的北洋軍閥張勛發動復辟，擁立溥儀登基，不久即在當時北洋政府總理段祺瑞的討伐下宣告失敗。1927年3月31日清晨5時斷氣。據說死時七竅溢血，尸體不僵。

多數研究者認為，:康有為對帝國主義抱有幻想，“跌入了帝國主義的圈套”，成為其“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與洋務派主張的“以夷制夷”并無二致。另外戊戌變法失敗以后，其政治思想倒退到反對民權、膜拜君權的立場，最終墮落為保皇黨，成了社會前進的絆腳石。

同時，康有為言行之中體現出了嚴重的雙重標準。他身上折射出諸多矛盾，他提倡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實際卻妻妾成群，且處處留情，被稱為風流圣人。在流亡生活中，康有為一生共有6位妻妾，15個子女，6位妻妾共生育15個子女；真正長大成人的有二子四女。

試想沒有康有為在前期浪費甚至侮辱了海外華僑的愛國熱情，孫中山也不會在為革命募捐的時候收效甚微，如果孫中山募捐有效果，大概也不會在請求日本出兵相助的時候許下那些承諾，并在那些承諾不兌現的時候，讓日本人找到理由入侵中國。所以康有為對戊戌變法之后的中國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在思想上，康有為第一次提出了包含限制君權意義的法律概念，即憲法。君主立憲、提倡權力制衡、民權思想與政治觀、帶有很多的弱化君權傾向性，雖然有民主與法制社會的曙光，卻與中國實際情況不相符，他主張實行地方自治特別是帶有分裂國家的傾向。甚至邀請伊藤博文做革命總顧問并授予事權，無疑是賣國行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