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中對”亦稱“草廬對”，載于《三國志•諸葛亮傳》，是東漢末年諸葛亮隱居隆中期間首次會見劉備時縱論天下大勢和統一國家根本大計的一席談話，為中國古代一篇重要歷史文獻，對現代領導者增強戰略思維能力大有裨益。 當時，曹操、袁紹、孫權、劉表、劉璋等各據一方，長期混戰，特別是官渡之戰后，曹操逐漸統一了北方，欲揮師吞并江南。而劉備雖有匡扶漢室之雄心，但自起兵二十多年來，屢遭慘敗，竟無立錐之地，寄居于劉表轄下的新野。為擺脫困難，進而統一天下，劉備親至隆中，三顧茅廬，向年僅二十七歲的諸葛亮訪賢問計。諸葛亮高屋建瓴，對形勢進行了精辟而深刻的分析，提出了既高瞻遠矚而又切實可行的對策，成為劉備爭奪天下的總方針。 諸葛亮從天時、地利、人和三個大視角，綜合分析了劉備所處的大環境和他的優勢與劣勢。他認為劉備具有三大有利條件：天時——荊州之王劉表“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劉備可圖之。地利——“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劉備取此戰略要地，定能處于有利地位；“益州險塞，沃野千里”，也應用作進一步發展的基地。人和——劉備乃“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總攬英雄，思賢若渴”，而劉備所暫時依附的“劉璋暗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這對劉備取其而代之極為有利。同時，劉備亦有三個不利因素：首先，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有政治優勢；軍事勢力強大，“已擁百萬之眾”；而且他知人善任，謀略出眾，“此誠不可與爭鋒。”其次，“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用為援而不可圖也。”再次，劉備當時連根據地都沒有，寄人籬下，只有兵力幾千人，與曹操、孫權相比，兵弱勢微，一時難以取勝。根據這種形勢，諸葛亮權衡利弊，提出了“兩步走”的戰略方案：第一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作為根據地；同時“內修政理”，革新政治，積蓄力量；并“西和諸戎，南撫彝越”，搞好民族關系，以穩定后方；對外應“結好孫權”，孤立曹操，爭取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第二步，一旦時機成熟，“天下有變”，則兩路出兵，“命一上將將荊州之兵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于秦川”，北定中原，“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這一深謀遠慮、膽識越群而又切實可行的戰略方針被劉備采納后，不久即形成魏、蜀、吳三國鼎立之勢。而后來劉備之所以未能統一天下，乃由于關羽、劉備違背和破壞了諸葛亮在“隆中對”中提出的聯孫抗曹的根本大計。 “隆中對”之所以載譽后世，成為中國歷史上宏觀決策的典范，突出體現在諸葛亮具有杰出的戰略思維能力。那么，當代各級領導者應該從中獲得那些啟示呢？ 啟示之一：戰略思維的切入點是從大看小。大，就是系統，是全局；小是要素，是局部。從大看小就是要放眼整體，總攬全局，站在全局的高度去處理全局與局部、局部與局部的關系。這是戰略思維的一個重要原則。“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 啟示之二：戰略思維的著眼點是從長看短。長就是未來，短就是當前。從長看短就是面向未來看現在，用長遠的觀點、發展的觀點來對待眼前和現實的問題，而不能鼠目寸光，就事論事。 啟示之三：戰略思維的著重點是正負兼顧。所謂正負兼顧，就是既要看到面臨的有利條件、擁有的優勢和決策帶來的效益，又要看到面臨的不利條件、劣勢和決策后帶來的負面效應。所以必須堅持辯證的思維方式，全面客觀地認識和處理問題。如果只見其利不見其害，或只見其害不見其利，結果總是有跌不完的“跟頭”、交不完的“學費”。 啟示之四：戰略思維的基本點是左右照應。所謂左右照應，就是既要考慮所要做的事情本身，又要考慮它所涉及的相關因素。因為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們都處在普遍聯系之中，相互作用，相互制約，影響著事物的變化和發展。因此領導者只有善于多向思維，全方位地思考問題，做到統籌兼顧，才能真正提高戰略思維能力，做出正確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