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來,我國理論界對黨的執政能力內涵的研究有“綜合說”、“關系說”、“層次說”、“形態說”等觀點,對黨的執政合法性問題的研究有“合乎法理論”、“人民擁護論”、“實質與形式統一論”等觀點,對黨的執政資源與環境的研究有“執政條件總和論”、“物質與手段總和論”等觀點,對黨的執政能力的評價研究則提出了“四維一體”、“三大主題”、“一個總標準、三個具體標準”等量化體系。[關鍵詞]: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執政資源[中圖分類號]: D26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 1008-2921(2006)03-0021-05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問題,是關系到中國社會主義事業興衰成敗,關系到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的重大戰略問題。為此,十六屆四中全會作出了《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高屋建瓴地回答了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問題,標志著我們黨對執政規律的認識上升到了一個新的水平。為了不斷深化對十六屆四中全會精神的理解,進而有效地貫徹全會決定,我國理論界圍繞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建設這一主題,進行了全方位、廣角度的研究與探討,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一、黨的執政能力的內涵何謂黨的執政能力?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已作出了簡明科學的概括。如何深入理解這一概括的豐富內涵,理論界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探討。 1?綜合說。部分學者通過羅列、綜合執政黨在諸方面的能力,來揭示“黨的執政能力”的具體內涵。文獻[1]認為,黨的執政能力應包括10個方面的內容。文獻[2]從執政黨地位的特殊性和執政黨功能的視角出發,認為黨的執政能力主要集中于政策供給的能力、社會整合的能力、規避執政危機的能力三個方面。文獻[3]則提出,黨的執政能力由以下五個方面綜合構成:一是理論創新能力和實踐創新能力；二是價值支配能力和制度供給能力；三是個體執政能力和整體執政能力；四是中央執政能力和地方執政能力；五是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發展民主政治的能力,構建和諧社會的能力,應對國際局勢和處理國際事務的能力。 2?關系說。一些學者認為,黨的執政能力的內涵主要應體現在正確把握有關執政的諸種關系方面。文獻[4]指出,黨的執政能力包括黨處理與國家關系方面的能力、黨處理與社會關系方面的能力、黨處理與人民關系方面的能力、黨處理與國際關系方面的能力。文獻[5]則認為,黨的執政能力集中體現于執政黨正確認識和處理領導、執政、行政諸關系的能力中。文獻[6]則認為,黨的執政能力本質上就是執政黨的才能、本領和效力的有機統一。 3?層次說。許多學者認為,黨的執政能力的內涵不僅是綜合的、關聯的,而且是分層次的。文獻[7]提出了“四個層次”的論點:黨的各級領導干部是執政的骨干,他們的執政能力應體現在他們掌握和運用權力的本領上；廣大黨員的能力,應體現在他們發揮個體先進性的本領上；廣大黨組織的執政能力應體現在它們在任何情況下都能成為人們的主心骨；整個黨的執政能力,則體現在它能夠有效地推進國家發展、促進社會繁榮進步上。文獻[3]提出了“三個層次”的論點,即黨的執政能力具體表現為領導干部的個人能力、組織機構的領導能力、執政黨整體的執政能力三個層次。 4?形態說。文獻[8]認為,根據能力發揮的程度和形態,可以把黨的執政能力分為:理想的、觀念形態的“應有執政能力”,現實的、實踐形態的“可有執政能力”,外化的、顯現形態的“實有執政能力”。此外,還有一些學者從某一獨特的視角對黨的執政能力內涵進行了專題性的研究。文獻[9]從政黨間的競爭視角出發,提出了“執政競爭力”的概念,即執政黨與其他政黨、政治組織競爭較量的能力,并指出,在非競爭性政黨體制下,執政黨同樣存在著一個不斷爭取民眾的政治認同以增強政權合法性的問題。文獻[10]從執政黨的執政危機視角,反向論證了執政能力的深刻內涵。二、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問題這是近期來理論界廣泛關注的一個命題,也是爭鳴較為活躍的問題。綜合現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以下兩個方面。 1?執政合法性的含義及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來源。對此,理論界大體有三種觀點:一是“合乎法理論”,二是“人民擁護論”,三是“實質與形式統一論”。文獻[11]指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法律的明文規定和黨章的明確要求,具有充分的法理依據。文獻[12]則從現代民主政治背景下的執政黨共性出發,分析了執政合法性的含義及來源,從法理的視角來闡述執政合法性的含義及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來源。然而,上述“合乎法理論”的觀點遭到了另一些學者的強烈反駁。文獻[13]認為,這是政治文明過程中君權神授思想的變相登場,并指出,法律不可能決定執政地位。文獻[14]則針對文獻[12]的論點,詰責道:顯然,按照這種觀點的理論邏輯,中國人民沒有以投票選舉的方式確認中國共產黨為執政黨,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缺乏合法性。進而提出,執政合法性的本質在于“國家權力產生于人民的選擇”,而人民選擇的形式不是單一的投票選舉,在歷史過程中形成對某個先進政黨的政治領導地位的認可、擁護,也是一種選擇形式,由此,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同樣具有一切現代民主政權所具有的合法性。在對“合乎法理論”反駁的同時,許多學者依據當代政治學對執政“合法性”的闡釋,結合中國現代政治發展的實際,提出了“人民擁護論”的觀點。文獻[15]指出,所謂政黨的執政合法性,就是指政黨不但從社會中獲得廣泛的認同和忠誠,而且其執政本身具有某種值得民眾支持和擁護的客觀價值。由此出發,政黨的執政合法性有四大來源:執政績效、領袖魅力、意識形態和民主制度。文獻[16]指出,一個政黨的合法性并不在于其自身的宣稱,而在于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社會成員的真正認同。文獻[17]認為,執政的合法性是政治社會學的一個概念,它與法律規范沒有直接的關系,它不是來自于正式的法律和法令,而是來自于民眾給予積極支持的社會認可。另有一些學者既沒有完全否定“合乎法理論”,又積極吸收了“人民擁護論”的核心內容,提出了“實質與形式統一論”的觀點。文獻[18]認為,執政合法性的實質只有一個,就是人民群眾對政權的擁護和支持,而執政合法性的表現形式主要有三種:道義合法性、選舉合法性、政績合法性。文獻[19]指出,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是在繼承歷史合法性基礎上的實質合法性與形式合法性的統一。實質合法是事實和權利義務的內容合法,形式合法是權利取得和行使的合法,離開實質合法,形式合法將沒有意義,沒有形式合法,也將無法說明和表現實質合法。 2?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面臨的挑戰。國家權力產生于人民的選擇,是當代政治學的一條基本原理,同時也是執政的基本規律之一。基于此,一些學者從執政合法性實質與形式的關系入手,專門探討了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所面臨的挑戰。文獻[18]介紹了西方著名政治學家哈貝馬斯的“執政合法性危機”概念(指晚期資本主義的政治系統不能順利地保持必要的群眾的忠誠,政治秩序喪失了為人們所認可的合法性)之后指出,合法性危機不獨是晚期資本主義國家政權才會遇到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也會面臨同樣的危機。文獻[17]則具體分析了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面臨的挑戰:社會的多元化、多樣性及社會階層間的不公平問題可能會消蝕黨和政府的權威性資源,極易出現“軟政權化”；民主化政治體制改革任重而道遠,能否有效處理執政黨利益代表性與社會群體利益多元性的碰撞,是一個艱巨的課題；如何有效防止出現因長期執政而可能形成的“政治惰性”和“政黨官僚化”現象,亦是不容忽視的戰略性問題。三、中國共產黨執政資源與環境執政資源、執政環境與執政黨的執政能力有著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因此,在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研究進程中,有關執政資源、執政環境的分析,便成為理論界的又一熱點。從目前的研究成果來看,所涉及的具體領域主要集中于以下三個方面。 1?執政資源的含義及類型。對此,理論界大致有兩種認識。一是“執政條件總和論”。文獻[20]認為,執政資源是執政黨為了提高執政效能所能調動和利用的一切積極因素。由此概念出發,將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資源分為四大類:先進性資源、體制性資源、合法性資源、民心性資源。文獻[21]對執政資源含義的理解與文獻[20]如出一轍,但在類分時,依據系統論的原理,將其分為執政的基礎(執政的資格條件)性資源、執政的運行(執政的基本要素條件)性資源和執政的保障(長期執政的根本條件)性資源三大類別。二是“物質與手段總和論”。文獻[22]指出,執政資源是指執政黨執政過程可運用、利用的財富、載體、手段。由此,執政資源可分為三大類型:經濟資源、政治資源、文化資源。其中經濟資源是執政黨執政的物質基礎,政治資源是執政黨執政的核心資源,文化資源是執政黨的靈魂。文獻[23]認為,執政資源是執政黨在執掌國家職權的過程中可資利用以實現其執政目標所依賴的各種要素。它包括權力資源、組織資源、思想文化資源、經濟資源、民心資源、國際資源、歷史資源等七大類。其中,權力資源是核心,組織資源是基礎,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是執政黨汲取力量的源泉,民心資源是執政黨合法性的來源。 2?中國共產黨執政資源的“節流”與“開源”。任何一種資源的運用,都有一個成本問題,執政資源也不例外。為此,一些學者就政黨的執政成本進行了專門的分析。文獻[24]指出,政黨的執政成本,通常是指執政黨維持執政地位和政權運行,為推行自己的社會理想和政治主張而耗費的執政資源的總和。這種成本又可分為“有形成本”和“無形成本”(亦稱“政治成本”)。我們黨要加強執政能力建設,必須注重執政成本,實現執政資源的效益最大化。文獻[25]和[26]則具體分析了社會轉型期黨的執政資源面臨流失的挑戰,對我們黨執政的經濟資源、政治資源、文化資源、社會資源的“節流”進行了系統的論證,進而提出亟待“開源”的執政資源:綜合經濟---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經濟資源；民主法治---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政治資源；文化傳承---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文化資源；自治社會---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社會資源。 3?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環境。執政資源的開發、整合與運用,離不開一定的執政環境。深化對執政環境的研究,對于把握執政規律、提高執政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文獻[27]對執政環境的含義及中國共產黨優化執政環境的對策進行了分析與思考,認為執政環境是對執政行為和過程起著影響和制約作用的諸因素的總和。它包括內部環境和外部環境兩大系統。對中國共產黨而言,堅持和鞏固馬列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核心地位,是優化執政環境的前提；執政黨自身建設的與時俱進是優化執政環境的關鍵；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是優化執政環境的基本途徑；堅持和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努力推動建立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是優化執政環境的重要條件。文獻[28]則對執政環境與執政能力的關系進行了系統的探討,認為執政環境的支持是黨執政合法性的源泉,執政環境是執政能力的基本來源,執政環境制約著執政能力的內容和形式,執政環境影響著執政黨的內部凝聚力。反之,執政能力又影響著執政的政治環境、經濟環境、文化環境和社會環境。二者相互影響,相輔相成。文獻[29]則從微觀執政環境入手,研究了當前中國共產黨執政環境的現實問題,指出微觀執政環境是具體的黨組織所領導的地方、部門或單位的條件、狀況。微觀執政環境的惡化,會造成局部執政權力的喪失,會產生腐敗的“旋渦效應”,會阻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因此,優化黨的執政環境,必須注重治理微觀執政環境。四、執政能力的評價體系如何通過一定的指標體系來客觀地考核與評價執政黨執政能力的高低,是深化執政黨建設研究、構建科學的執政黨建設理論體系不可或缺的內容之一。十六屆四中全會以來,我國理論界加大了這方面的研究力度,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1?關于黨政領導干部政績的考評內容研究。執政能力很大程度上是通過領導干部的領導能力來顯現的,因而,對黨政領導干部政績的考核與評價,就成為評價執政黨執政能力的重中之重,也成為理論界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文獻[30]提出了“二級二十四項”考核指標體系,即將領導干部政績考核指標從宏觀上分為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可持續發展、政治文明建設4類指標,然后以若干微觀指標作為二級指標,形成統一的考核評價體系。其中經濟發展由九項指標構成,社會發展由七項指標構成,可持續發展由三項指標構成,政治文明建設由五項指標構成。文獻[31]提出了“四個維度”的論點,即自身的努力程度、群眾的滿意程度、目標的可行程度、政績的可信程度,以期用“四維一體”的考核內容來有效地反映干部政績因自然環境、工作基礎所不同而形成的客觀成效不同的情況,進而增強科學性、準確性、可比較性。文獻[32]則設計了與文獻[30]有較大差異的“二級二十三項”考核指標,即把“對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情況的評價”、“對本地區社會管理與社會服務情況的評價”、“對本地區精神文明建設、黨的建設、政治文明建設的評價”作為宏觀考核內容,以更為具體的二十三項指標作為二級考核內容,形成統一的評價體系。 2?關于黨的執政能力的考核評價內容研究。黨的領導干部的政績雖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著黨的執政績效,但它畢竟不能完全等同于黨的執政能力。為此,許多學者從執政黨整體能力的視角,研究了其應有的考評內容。文獻[32]提出了“三大主題十九項指標”的考評體系,即執政合法性主題、執政的績效性主題、執政的可持續性主題。文獻[34]則著重從執政的宏觀層面提出了“一個總體標準、三個具體標準”的考評體系。總體標準,即考量執政黨執政能力的標準,歸根到底只有一個-人民對當今社會和生活的滿意程度。具體標準體現在三個方面:政局是否穩定,人民的民主意識、精神文化、物質生活水平是否在不斷提高,社會的發展與自然是否和諧。文獻[35]從執政的導向問題、執政的實踐過程問題、執政的實踐結果問題三個方面構建了執政能力考評體系,將執政能力考評內容分為三大體系,即執政能力引導性評價體系、執政能力過程性評價體系、執政能力結果性評價體系。其中引導性評價體系由“二級四項指標”構成,過程性評價體系由“二級二十四項指標”構成,結果性評價體系由“二級二十項指標”構成。 3?黨的執政能力考評主體、方法、制度研究。黨的執政能力的考評不僅需要科學的內容體系,而且也離不開合理的方法和制度。對此,理論界也進行了初步的研究。文獻[36]認為,要防止考評的片面性,首先要解決好由誰來考評的問題。指出,人民群眾是考評黨的執政能力的主體,必須堅持人民群眾的最終評價權,建立社會公共評價體系,全面正確地貫徹群眾公論原則。此外,還要保證考評方法的科學、全面,要做到“四個結合”:領導與群眾相結合,定性與定量相結合,集中性與經常性相結合,靜態與動態相結合。文獻[37]提出,應建立規范化的政績考核制度,盡量減少人為因素對領導干部政績評價產生的不良影響。當務之急是盡快健全日常考核制度、任前考核制度、任中考核制度、任后考核制度、定期綜合考核制度。采取領導述職、民主測評、個別談話、調查核實、綜合分析、評定結果的考核程序,準確客觀地評價領導干部的政績,有效地防止“近因效應”、“暈輪效應”現象的出現,搞好對執政骨干的考評,以點帶面,形成執政黨能力考評制度體系。參考文獻:[1]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認為黨的執政能力應包括10個方面的內容[OL].[2006-03-25]?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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