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之有義”是建構和諧社會的商業行為準則

孔子的經濟思想是強調“以義取利”的，他認為“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筆者注：接受）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筆者注：擺脫）也。” （《論語·里仁》）又說：“放于利而行，多怨。”（《論語·里仁》）所以要以倫理道德來規范，主張“見利思義”（《論語·憲問》），他也要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堯曰》），孔子認為：“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而不忘乎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這里的“成人”是指道德完善的人，在孔子看來，一個道德完善的人，最起碼的要求就是“見利思義”，這是孔子要求統治者必須考慮的“九思”之一：“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患難，見得思義”，所謂“得”就是個人所得到的物質利益，在商業經營中可以理解為商業利潤。孔子認為，品行高尚的人在個人利益面前，首先要考慮這種利益是否符合全社會公眾的道德準則。因此，所謂“見得思義”，在商業經營中實際上是對高尚的商業倫理價值的確認，是儒家商人必須遵循的商業經營理念。

孔子贊賞“義然后取，人不厭其取”這一行為準則。他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 （《論語·述而》）這些話，說的就是“義然后取”或“取之有義”的行為準則。孟子繼承孔子的思想，也自覺地把“取之有義”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他在《孟子·滕文公下》說，如果不合理，就是一筐飯也不能接受；如果合理，舜接受了堯的天下，都不認為是過分的。在儒家看來，“取之有義”是治國的基本原則，如果符合道義，則應該“義”不容辭，這就是所謂的“取之有義”。“義然后取”或“取之有義”的行為準則，在商業經營活動中，便表現為商業經營行為準則，“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便是其生動的表述。這里所說的“道”主要是指商業行為的根本法則，即道德追求和精神價值。依儒家的觀點看，做一名儒家商人，經商辦企業，要遵循商業道德規范，要光明正大地賺錢，不發不義之財，不做傷天害理的生意。《謝家書》記載：東漢時公沙穆派人到市場代賣病豬，事先交代說：“如售，當對買者言病，賤取其值，不可言無病，欺取其價也。”代賣者到市場后不說是病豬，高價賣出。公沙穆知道后，立即追上買主，退還多收的錢，并據實相告。買者說既已成交就不必退款，公沙穆堅決要退，“終不收錢而去”。公沙穆經商“取之有義”成為四方美談，因而大富。而令人沉思的是，據《郁離子》記載：趙國商人虞孚在吳國賣漆，本來可以穩獲厚利，但因滲雜使假，失信于民，結果商品變質，本錢虧光，淪為乞丐，餓死他鄉，這就是“取之不義”的應有下場。

在孔子的經濟思想中有重義輕利的傾向，但他并不是—概否定個人利益，只是要求擺正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關系。“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體現了等級制的經濟倫理特征。“輕利”中所輕之利乃不正當的小利、私利，而對于個人的正當物質利益，孔子都予以充分肯定。為防止人們侵蝕、掠奪公利、大利和他人正當的物質利益，孔子反復強調要義利統一，以義制利，告誡人們要重“公利”、“大利”，要求人們要把大利、公利、整體利益置于小利、私利和個人利益之上。“先利后義”，只注重眼前利益，目光短淺，必定沒有一個發展的前景；“先義后利”，以國家、民眾利益為上，必定會取得理想的商業經營效果，既利國、利民又利己。《戰國策·齊策》記載的“馮諼焚券”的故事，正是商業經營中“先義后利”的典型例子。有一次孟嘗君派門客馮諼到封地薛邑去收債，說是收回債買些家里所缺的東西，結果馮諼到了薛邑便假傳孟嘗君的命令，把債券賜給老百姓，并燒了那些債券。馮諼返回后，孟嘗君問收債后買了什么，他說買回了孟嘗君家里所缺少的“義”。過了一年，孟嘗君不被重用，只好前往薛邑，老百姓扶老攜幼步行百里來迎接孟嘗君，這時孟嘗君對馮諼說：“先生所給我買的‘義’，今天才看到！”在這個例子中，孟嘗君開頭確實損失了“利”（債券），最終卻得到了“義”（老百姓的擁護與尊敬），對孟嘗君來說這是最大的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