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京報》報道，元旦前夕，革命老區阜平成為習近平總書記探訪貧困的第一站。阜平迎來了脫貧新機遇，河北各方及相關扶貧機構提供年均3億元的扶貧資金，是阜平過去20年全部扶貧資金總和的1.5倍。盡管有了錢，但如何花卻讓當地官員“壓力很大”。因為前些年“兩種(核桃、大棗)兩養(養羊、養牛)”“生態旅游”等項目都搞過，但也都失敗了，“越扶越貧”。

　　無獨有偶，溫家寶曾三次到訪的河北偏橋村也得到集中幫扶，一年中得到當地投資過億、投資項目多達80余個，如今雖然村容村貌和“經濟結構”有了巨大變化，但仍面臨著產業發展不順、致富“造血”不足的困境。

　　中央領導人的訪貧問苦，對扶貧工作具有重要的垂范作用。但地方也要正確看待這樣的探訪，不能把對扶貧工作的重視，直接替換為對某些地方的扶貧工作的重視。一方面要警惕將過多的扶貧資源集中到少數地區，另一方面也要反思當前扶貧工作出現的，重短期輕長期、“重給錢輕制度”的傾向，在政府和社會扶貧資源的分配上，需要改變舊思維，探索新的扶貧理念和方法。

　　扶貧需要錢，但錢主要應該用在什么地方？應該明確，首先要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的提供等方面，比如，通過鋪路修橋，縮短農民與市場的距離；通過教育培訓，提高農民的素質和技能等。

　　無論是阜平還是偏橋村，一個共性問題即在于缺人才，很多項目因為缺乏相應的技術人才而失敗。政府花了很多錢給村民買羊買牛，但最后要么是村民沒技術牲畜病死，要么是市場周轉不靈賣不出去。這些失敗經驗一再提示，扶貧要“富”貧苦地區的制度和環境、“富”農民的腦袋，而不是一時“富”了村民的口袋。

　　對一些自然條件特別惡劣，或多數村民已經“移民”前往城鎮的貧困區，要將扶貧和城鎮化的進程結合起來，與其花很多錢在當地“扶貧”，還不如創造條件，讓更多人進城，同時做好剩余人員的妥善安置。

　　此外，需要認識到的是，過去我國很多地方的扶貧成就，主要基于市場化的進程。因此，扶貧的基礎制度建設，仍需要立足于市場條件來構建。

　　比如，可以探索貧困地區的產權制度建立。我國農村的貧民，最基本的資產就是土地，但在現行的土地制度下，他們的資產很難資本化，由此直接制約了其脫貧的能力。有學者認為，窮人的資產一旦可以資本化，其發展能力將明顯增強。能否在連片開發的貧困地區，率先推進相應的土地制度改革，使農民真正擁有物權化的土地？若能如此，恐怕帶來的扶貧效果，要遠比一次性的扶貧資源投入好得多。

　　要有效實現上億人的反貧困，不僅需要加大扶貧的資源投入，更需要加大扶貧的基礎制度投入。建立起有效的產權保護制度、降低交易成本制度、公共服務制度、提高人力資本制度，就有可能帶來可持續、穩定的扶貧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