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和一個警察朋友聊天。他說起一件讓他很感慨的事情：平常他都是開私家車上下班的，有一次他的車送修，他只好打車上班。這才發現在他家小區門口打車是如此的困難。天寒地凍地足足站了半個多鐘頭。接下來的一個星期，他每天在小區門口看見打車的人，都搖下車窗問需不需要搭順風車。一周下來，沒有一個人敢坐他的車。“黑車司機有生意做，我白拉，卻沒人搭理我！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到什么程度了？！”
中國人彼此間缺乏最起碼的信任，宏觀上有很多原因。首先，最大的原因是政治的——中國人不能擁有不動產，個個都是托缽云游的和尚，見了漂亮的女施主，摸一下屁股扭頭就走，也沒啥大事兒。可如果你是個住廟的，這么沒操守香火就沒了，見著再漂亮的屁股也只能忍著，道德水準自然就高。也就是說，與土地私有化的國家的國民相比，中國人本身就是不值得信任的。這話說出來雖然令人喪氣，卻也是無可如何的事實。所謂道德——按羅伯特·薩格登的觀點——無非是全社會成員就觀念所達成的共識，這個觀念共識的達成，顯然無法脫離產權界定這一最重要的外部性約束。
其次，我們中國人彼此不信任，還在于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以及對司法失去了最起碼的信任。一些很惡劣的司法判決，對人與人之間信任的摧殘是近乎毀滅性的。比如南京彭宇案、上海釣魚執法案、河北的聶樹斌案。古希臘的格老孔說：“正義不過是在最好和最壞之間取個折衷。所謂最好，就是做了壞事卻能逃過懲罰；所謂最壞，就是受了委屈卻無法報復。”既然一系列彭宇案讓我們明白大家所處的是“受了委屈卻沒法報復”這么個環境，那么公平起見，每個人心頭都將燃起“去做壞事并希冀逃脫懲罰”的沖動。人心向惡，并非出于貪婪和殘忍，而是出于對公平的追求，這才是司法崩潰真正可怕的地方。
宏觀層面，人與人不信任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信息傳播的不對稱。所謂“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壞消息的傳播力度是好消息的26倍”云云。在傳媒發達的今天，我們每天都被各色各樣的壞消息所包圍。這難免令人對人性感到灰心和絕望。按說這個傳播的不對稱，中外皆然。但是中國因為是專制社會，那么政府的窘境便在于要為一切負責。出個精神病去砍幼兒園的小朋友，人們也會將其歸結為政府的腐敗。面對一樁惡行，整個社會缺乏理性和寬容的態度，這卻是專制社會所獨有。
這些宏觀因素，我們升斗小民表示無能為力。那么來看看微觀層面。人與人缺乏信任的微觀層面的原因，可以歸結為一句話：守望相助的熟人社會的崩潰。最早關注這個問題的人，應該是簡·雅格布斯，她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一書中，描述了美國社區衰落的原因和后果。當年她所提出的成功社區的四要素——人口密度要高、路在窄且拐彎要多、一個以上的主要功能區、新老房子都要有——至今仍為新城市主義設計師們所奉行和遵照。但是雅格布斯終究非科班出身，其觀點多出自洞見而缺乏系統。這個缺憾，由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帕特南彌補。
帕特南發明了一個詞：社會資本，約等于人與人連接的強度。在其名著《獨自打保齡球》一書中，帕特南選定了現代城市中傳統熟人社會的替代物——社區，作為其研究對象。并解釋了社會資本被侵蝕的原因：
首先， 20世紀的20年代，80%的美國人生活在人口不足2500人的小鎮中。而到了70年代，同樣多的美國人卻住在人口超過5000人的城市中。這意味著在50年的時間跨度內，每五個美國人當中就有三個人被從熟人社會放逐，成為“在鋼筋水泥的叢林中”游蕩的原子。一張灰狗長途汽車票，取代了當年雅典的貝殼。很巧，如此大的社會變遷，正發生在最近三十年來的中國。規模甚至更大、程度甚至更烈——幾乎所有人都搬離了單位大院或街坊，住進了商品房小區，社會關系被連根斬斷。放眼望去，周圍都是危險的陌生人。于是我們退入“一切人向一切人開戰”的霍布斯自然狀態。
有兩個簡單的數據揭示了美國社會人際交往強度的衰落：1980~1993年間，美國打保齡球的人增加了10%，但是參加團體保齡球比賽的人卻減少了40%。要知道，在60年代的高峰期，有8%的美國男性和5%的女性，都是某個保齡球隊的成員。這個數據著實令人咋舌。隨著人們越來越不愿意與他人交往、“自愿”將自己放逐到陌生人當中去，另一組數據也就順理成章了：1970年，美國工程師與律師人數比為4.5：1。但是到了1995年，這個比例下降至2.1：1。“把一切都白紙黑字寫下來”的彼此不信任，意味著更高的交易成本。
從投票、組織社團、上教堂，到參加工會或行業協會。只要涉及人際互動的行為，美國人從參與人數到強度，都在全線潰敗。即便是怡情小賭，美國人也從四個人一起打的橋牌改成了一個人拉老虎機。
互聯網的普及，使得表達的成本極度降低。言說越多，達成共識就越難，產生行動的可能與沖動也就越小。iPad就像一面風月寶鑒，賈瑞們捧著YY致死，卻不肯下床趿拉個拖鞋去搭訕鳳姐。
在所有可能的原因中，帕特南明確指出電視的普及、代際替換和城市的擴張是社會資本被侵蝕的主要原因。電視與其說是精神滿足的一個選擇，不如說是打發無聊成本最低的手段。它使得人們對現實生活的要求降低、變得消極。而城市的擴張以及人們居住和工作場所的分離，使得人們在交通上花費了太多的時間。1999年，美國人平均每天坐在汽車里的時間為72分鐘，而且90%以上的美國人是獨自開車。
對于電視的譴責，帕特南與《娛樂至死》的作者尼爾•波茲曼可謂異曲同工。而對互聯網的態度，帕特南卻顯得有些曖昧。他一方面承認屏幕對網民的劫持會導致其對線下真實生活參與熱情的下降，另一方面，他也認為線上虛擬社區或許是社會資本的一個有效補充。但是對于互聯網，有一個負面的因素他沒有考慮到，就是鮑德里亞所謂的“擬真”。即：當用戶擺脫了電視、廣播和雜志等web1.0的大眾傳播的“媒體擬像”階段，進入以代碼為平臺的互聯網之后，他們更醉心于與自己所創造的“超真實”之物——色情文學、游戲角色、視頻聊天——互動，而喪失了對真實異性的興趣。有了電腦之后，男人們寧可網絡視頻聊天，也不去酒吧把妹。他們甚至成了性別自洽的新物種，連女人都不需要了。
因為建筑形態和生活方式的改變，傳統熟人社會崩潰了，造成了對人際溝通的興趣淡漠。表面上看，人們彼此不信任是因為信任已不再像以前那樣有必要。但這不是真的。因為誠如康德所說：“人既不能忍受鄰居，卻更不能忍受失去他們。”我們是群居性動物，這是由基因所決定的本能。
關于人際信任的重建，以前除了道德說教，似乎也沒什么好辦法。但是隨著博弈論在政治和社會學領域的廣泛運用，人們對于信任所產生的機制與作用有了越來越清晰的了解。阿克塞爾羅德的《合作的進化》和斯科姆特的《獵鹿與社會結構的進化》都是討論合作與信任的經典之作。其中，后一本尤其令人印象深刻。斯科姆特所引用的“獵鹿博弈”，出自盧梭講的一個故事：“如果一群人要想成功獵取一頭鹿，就必須圍成一個圓圈，并各司其守；可是，如果有一只野兔從某人眼前跑過，他終究還是抵抗不住追逐野兔的誘惑（雖然他明明知道，參與集體獵鹿的平均所得，遠高于一只野兔）”。
合作比不合作好、信任他人比不信任他人好、參與集體獵鹿比單獨獵兔收益高。這些道理我們每個人都明白。問題只在于：如何打破獵兔均衡，讓全社會實現向獵鹿均衡的越遷。根據斯科姆特的研究，從獵兔均衡向獵鹿均衡遷越的關健在于：在一個大圓圈中，如果每個人都與其一左一右相貼鄰的兩個人有充分的溝通，這個遷越最終就能夠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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