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先生說，共產黨要容得下尖銳批評。這是極其正確的，是避免亡黨的清醒認識。

恩格斯1百多年前就指出：“批評是工人運動的生命要素，工人運動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評、禁止爭論呢？難道我們要求別人給自己言論自由，僅僅是為了在我們自己的隊伍中又消滅言論自由嗎？”“要使人們不要再總是過分客氣地對待黨內的官吏――自己的仆人，不要再總是把他們當作完美無缺的官僚，百依百順地服從他們，而不進行批評。”

恩格斯把批評看成“生命要素”，意味著沒有批評，就會亡黨。20世紀一個又一個實例證明了這一點。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黨容不得批評，希特勒的納粹黨容不得批評，波爾布特的紅色高棉容不得批評，奇奧塞斯庫的羅馬尼亞共產黨容不得批評。這些黨都滅亡了。

一些誤黨人士終結蘇共亡黨教訓時，把責任推給了戈爾巴喬夫，特別指責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即放開言論的政策。他們認為，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導致了媒體的開放，導致了自由化思潮，最終導致了亡黨亡國。其實，蘇聯人民早就對不準批評的政治環境深惡痛絕。越是不準批評，批評越甚！早在勃列日涅夫時代，小道消息、地下出版物、廚房笑話就成了批評的載體。蘇聯盛傳各種各樣的廚房笑話，都是諷刺當政者的。有這樣一則笑話：勃列日涅夫沒有受過教育的母親看見她兒子豐富的汽車收藏后擔憂地說道：“啊，這些東西太漂亮了，我親愛的兒子！不過，要是布爾什維克回來了，那該怎么辦？”

這些笑話——人民的批評——在“地下”廣為傳播，而最應該聽到批評的黨的領導人們卻被主管意識形態的部門封閉了，每天只能聽到無所不在的贊美和歌頌。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只不過是把事實上存在的批評端到了明處。只是，公開性來得太晚了，蘇共已經來不及也沒有能力拯救自己了。

我們的祖先早就清醒地總結出了“容不得批評就會滅亡”的道理。

中國有準確紀年的以文字記載的歷史是從公元前841年開始的。在這個“歷史開篇”第一年，我們的祖先講了不準批評就會滅亡的道理。當時的國家領導人是周厲王，他嚴控輿論。任用了名叫衛巫的人監視老百姓，誰敢批評就殺掉誰。老百姓都不敢言語了， 在路上相見也只能以目光交流。（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許多統治者的愚昧和悲哀就在于迷信暴政，以為強暴就可以使民心畏服，堵住人民的嘴，江山就穩定了。哪里知道作用力必然引起反作用力，暴政必然引發暴動，暴君必然喚起暴民。周厲王的倒行逆施使得社會矛盾愈來愈尖銳。國人終于忍無可忍，發起了暴動，推翻了周厲王的統治。

在周厲王被推翻之前，他看到通過嚴厲的治理整頓，舉國輿論一致，非常興奮，對大臣召公說：“我能止住謗言了，大家總算不敢說話了。”（“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

召公對周厲王說了一段非常著名的話，他說：“你這不過是堵住了言路而已。要知道，堵百姓的口要比堵河水更危險。（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河水因堵塞會沖垮堤壩，必定會傷害許多人，不讓百姓說話，道理也是一樣的。（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所以，治理河水的人，要疏導它使之暢通；治理百姓的人要宣示他們，讓他們大膽講話。（是故為水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 治理國家，要讓各級人員都關心時事，議論朝政，連音樂家都要創作反映民情的樂曲，史官要寫可資借鑒的史書。干部可以直接進言，平民也有渠道把意見上達，領導身邊的工作人員要進行規諫，宗室親屬要補察過失，學者和搞歷史的要負責教誨，做師傅的和年長者要經常告誡，然后由天子斟酌而行，如此執政才會順當，才會不犯錯誤。”“民眾有口，就如同大地有山川和田野，財富和衣食都是從這里生產出來的。老百姓把意見說出來了，政策好壞也就清楚了，好的就實行，人民不滿意的事情就防止，這是增加財富的好辦法呀。人民之所言系人民之所想，是自然而然地流露，如果堵住人民的口，那政權能維持多久呢！”

召公所言昭示了一個真理，那就是：

堵住人民言路必然堵死執政者生路。

?但愿習近平先生真能聽到尖銳的批評，而不會被現代“衛巫”所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