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鹿奶粉到達芬奇家居，商業欺詐已成不爭的事實；從嫖宿幼女到落水被救漠然離開，道德淪陷已成難除的頑疾。工業化、市場化、信息化，在經濟繁榮的背后，留下的是一個滿目瘡痍的社會。此時，屬于這片大地的每一個人都應冷靜地想一想：我們為什么會墮落？

我們為什么會墮落？這可是個大題目，作為一名資深非著名臭老九，管理學的出身只能讓我從管理思想史觀的角度，回到歷史中努力去尋找一種可能的解釋。不幸的是，我的結論將這種墮落責任指向了社會的管理者及其治理機制，進而更加深刻地體會到溫總理在兩會記者見面會上所言：政治改革不推進，已取得的經濟改革的成果就可能喪失。

還是回到管理思想的歷程上，看看工業化、市場化或資本主義精神誕生的前前后后，并由此展開我們的聯想。

學管理的人哪怕是號稱學過管理的人，當然不會漏掉馬克斯·韋伯及其《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是一本在管理思想史上，尤其在工業化前、科學管理誕生前的一本極其重要的著作。韋伯以非常肯定的方式宣稱了是新教教義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的關系，他認為，資本主義精神是由追求精神財富和世俗成功的新教倫理所創造的。

為什么會提到韋伯？因為我想從歷史的角度去看一看，為什么百余年的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少有出現中國今天的商業墮落，即便有往往也有一種社會性治愈機制，我想找一找當初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誕生時究竟注入了什么力量。

有關管理思想史的理論問題不用多解釋，直接講結論。應該說有三種力量最終帶來了工業革命和人類的新文化，這些力量奠定了新工業時代的文化基礎，這個新時代便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這三種文化力量便是：新教倫理、自由倫理、市場倫理，作為一種文化根基三種文化力量的影響到了今天仍然深遠而持久。我們的墮落或許能夠從三種文化基因上找到些蛛絲馬跡并展開思考，這便是本文的初衷。

對三種文化倫理從熟悉到陌生排隊，對我們而言或許是：市場倫理、自由倫理、新教倫理。

先說“市場倫理”，這個比較熟悉。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常掛嘴邊，市場倫理所宣稱的條條道道我們漸有所聞，一些觀念深入人心，但整體上看多還停留在觀念層面而非行動。為何？還是社會的管理者及其治理機制的問題，看看中石油、中移動、中銀行的壟斷德行就全都知道了。市場經濟更多是對非公經濟而言，該死則死，能活便活，而公有經濟推進市場化仍舉步維艱。何因？既得利益也。所以，市場倫理并非沒有或不信，問題出在管理上。

再說“自由倫理”，這個就有點疏遠了。

從小受教育都是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但如何評估一個社會制度的優越性呢？我想起了美國的《獨立宣言》：“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中間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當權力，是經被治理者同意而產生的。”寫完這段話，我真覺自己是個叛徒，因為本國的《憲法》沒記住。

不用多說，在自由倫理方面我們必須承認做得還不夠，不是不夠好，而是相當差。盡管無法證明它與今天的商業墮落是否存在直接的因果關系，但和諧、自由、平等的社會環境，我想對道德的堅守肯定是有益的。而道德不是教育出來的，更不是管理出來的，而只需給予自由。人們的自由多了，政府的自由就會變少，這就有點難辦了，問題就在于此。

最后說說“新教倫理”，這個就根本摸不到門。

什么新教倫理就別解釋了，自己看書吧，算是一種教會思想的革命吧，先是馬丁·路德提出的“受上帝感召”的思想，后是加爾文關于“上帝的選民”的概念，這些都給信徒們注入了一種新的精神。這些精神有什么用呢？又怎么由此誕生了資本主義精神呢？簡單講，精神會帶來一種力量，而人又是一種精神的動物。麥克萊蘭在《成就社會》一書中探索的是對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的心理因素，他把這種心理因素稱為“獲得成就的需求”，即“成就需求”。他發現，強調個人主義的宗教，如新教，傾向于與高度的成就需求相關，而強調權威主義的宗教，如傳統的天主教，往往只具有較低的成就需求。

這下明白了，原來宗教信仰與人們在工作世界中向上流動的能力之間存在一種關系。麥克萊蘭進而得出，最積極進取的人是猶太人，其次是新教徒，最后是天主教徒。這是個重大發現。通常在不發達的國家中，問題可能是缺乏成就需求，反過來，對成就需求價值觀的反復灌輸可能會為自我幫助方案提供手段和方法，從而加快工業化的發展或調整。

成就需求？難道我們沒有成就需求嗎？每年一次的高考大戰、公務員大戰，不正體現了中國人高漲的成就需求嗎？錯，這些充其量算是對“成功”的需求，還是打引號的。由于我們缺乏宗教信仰，我們的成功或成就缺少一種基于價值觀的根基。為什么考大學、考名校、考熱門專業，為了日后工作好、賺錢多、出人頭地，說白了還是世俗中的低俗。我不想讓每一個人都追求什么成佛，用不著。但世俗中也有高尚，比如為自己的興趣、為社會服務，說白了，我們沒有理想，這是教育的責任。

當然，一個民族的宗教信仰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我們退一萬步，不談新教倫理這種文化的影響，看看隔海想望的寶島臺灣，咱們算是文化上一脈相承了。可臺灣卻沒有出現如此多且惡劣的“蘇丹紅”、“地溝油”。

為什么？我只能說，當一種文化根基缺乏或缺失時，其它的根基健康將有助于推進市場經濟的良性成長。于是，問題又轉向了市場倫理和自由倫理，這兩個文化本是我們應該能做好而沒有做好的，原因就在于此，而為什么沒做好呢？是老百姓的責任嗎？不是，當然不是。

該怪誰？自己想，怎么辦？自己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