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營造企業家健康成長環境 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的意見》。這是繼6月份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發出《關于進一步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的意見》以中共中央、國務院名義發出的《意見》，《意見》在十九大前夕發出，可謂意涵深遠。
《意見》提出加快建立依法平等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的長效機制，對企業家合法經營中出現的失誤失敗給予更多理解、寬容、幫助，加大黨校、行政學院等機構對企業家的培訓力度等一系列實質性措施。這是建國60多年來，中共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肯定”企業家的地位和作用，并從全局的角度，就如何營造更好環境、促進公平競爭、鼓勵和發揮企業家作用作出制度性安排。
總書記指出：“市場活力來自于人，特別是來自于企業家，來自于企業家精神。”當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勝階段，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企業家施展才華提供了廣闊舞臺，也帶來新挑戰，尤其需要大力弘揚企業家精神，奮發有為、砥礪前行，引領和激發全社會創業創新創造活力。
《意見》中特別強調企業家精神，何為企業家精神？ 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筆者以為，按經濟學家熊彼特的說法，企業家就是開拓者、創新者，企業家就是把科學技術發明引入經濟生活之中，把經濟推向前進的人；企業家精神就是做別人沒做過的事或者以別人沒用過的方式做事。
“要加快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障各種所有制經濟組織和公民財產權，激勵人們創業創新創富，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使企業家安心經營、放心投資。”今年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及的“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
供給學派的美國人喬治·吉爾德在他的一本著作《重獲企業家精神》中，他強調企業家思想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他認為，經濟思想中的一個根本性的錯誤是，大大高估了物質資本的形成和其它經濟量化指標的重要性，而嚴重低估了思想創造所具有的決定性和根本性的作用。在他看來，“財富不是一堆商品，而是一種‘企業家精神’的思想流。”
在筆者看來，“企業家精神”涵蓋企業和企業家本人的創新思維、精神、人文、情懷、道德、價值觀、管理制度、等就是企業的“思想流”。人類文明史上有三次大思想時代，其思想文化靈魂的作用孕育出改變人類生活的三次工業革命。經濟學是研究效率的。效率有兩個基礎。一是效率的物質技術基礎，二是效率的道德基礎。用經濟學的眼光看，思想文化與工業革命，兩者相輔相成，互為動因。就企業家精神的“思想流”影響了社會文化和企業的觀念，乃至改變社會、企業進程，而這是質變。
嘉言懿行出自于《朱子全書·學五》里“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記錄之。”當下經濟壓力巨大，市場的一般產能甚至優質產能都有過剩，企業面臨的自身競爭優勢和生態優勢的雙重考量。筆者認為，十九大之前再次點亮“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讓企業家嘉言懿行，提振企業家的信心，讓企業家和員工的智慧、創造力競相迸發。正如心學的創建人王陽明所說，“與其為數頃無源之塘水，不若為數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窮。”意思是每個人的內心都蘊藏著創新創造的巨大能量。
哲學層面有兩種價值觀念：一種是在不確定的物質世界中，尋求確定性，于是有了永無止境的探索；一種是在絕對不確定的物質世界中，否定確定性，認為什么都是浮云。而后者或許極少貢獻對這個世界的科學發明。“企業家精神”實質上就是要在“不確定的物質世界中”砥礪奮進。“企業家精神”它還是以價值為驅動的文化戰略，它是新經濟時代企業戰略的新結構。人是文化的創造者，反過來企業從創造出來的文化又能動地塑造著人，文化與人的這種雙重關系是一個“因果循環”。
同樣是美國的著名經濟學家保羅·羅默，他認為，解釋經濟的差距，我們不但要研究工廠和交通設施，還必須以一樣的熱忱去研究“精神的差距”以及與創造思想相關的知識生態和思想市場。筆者想，如果一個國家，一個行業、一個企業家的理性的思考不再是腦袋中的智慧，而是口袋中的財富的話，其結果是企業家精神的喪失殆盡（袁 清，營銷專家，和訊網財經評論作者，中國人生科學學會事業發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環球財經》專欄作者，北京大學互聯網+與資本運營課題專家組成員，全國總工會中工網特約評論員，時代新光管理咨詢創始人 ，“軟營銷”的創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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