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知名經濟學家許小年的“中國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論斷，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

而5月7日中國新供給經濟50人論壇如期召開，著名經濟學家財政部原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魏加寧、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原副院長馬曉河、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馮俏彬、軟營銷專家袁清博士等應邀出席。論壇主題“中國經濟的真問題——中國的坎”。“中國的坎”，論壇主辦方用“坎”形象的比喻中國或遇到的“中等收入陷阱”。

在其主旨發言中，賈康說，我們只要堅定地排除萬難，啃硬骨頭落實黨的十八大以來的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會的大政方針，我們將會有望以6.5%的年均增長、匹配“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下的經濟社會進步，于2020年全面小康之后的不到10年間，過坎成功。

袁清博士認為，中國經濟的改革進入深水區，所謂“帕累托改進”式的“只有人受益而不會有人受損”的事項已完成，改革惟打破既得利益的固化藩籬，其面臨諸多“險灘”、“峻嶺”，靠什么“爬坡過坎”？

“中等收入陷阱”，是個“坎”，而這個“坎” 表象是“收入”，實際是“系統”，“邁過去”不僅盯著時間，更應著力融入世界新產業革命周期。

袁清說，“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銀行2006年《東亞經濟發展報告》中提出的，人均國民收入難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進入經濟增長階段的停滯徘徊期。而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它實則出現的包括轉型陷阱、拉美陷阱、福利陷阱、金融陷阱、塔西佗陷阱、捧殺陷阱、制度體制陷阱、社會危機陷阱、創新科技陷阱、生態陷阱。

而其上的系統問題，帶來的不僅是經濟增長的回落或停滯，袁清認為還有民主亂象、貧富分化、腐蝕多發、過度城市化、社會公共服務、就業困難、社會動蕩、信仰缺失、金融體系脆弱等。20世紀70年代拉美國家的基尼系數高達0.44-0.66，巴西90年代初基尼系數高達0.64，而這正是貧富懸殊導致的陷阱。

袁清從“中國創造了二戰后一國經濟高速增長持續時間最長紀錄的經濟體”，這一時空角度闡述當下又正面臨速度換檔節點，結構調整，動力轉換的節點。“中等收入陷阱”警示我們正視過去30多年高速增長積累的矛盾和凸顯風險，著力的包括供給側改革的全要素、源創新的驅動發展。

邁過“中等收入陷阱”，我們還需有產業革命的周期視角，袁清說。爆發于18世紀中葉的第一次產業革命（即蒸汽時代）以紡織業為起點，使英國成為“世界工廠”。而后19世紀六七十年代，以美國為中心，第二次產業革命不斷深入（即進入電氣時代），圍繞重化工業這一核心，至20世紀初，美國進入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乘勢而上，進一步主導了20世紀50年代之后的第三次產業革命（即信息技術革命）。而這使我們看到產業革命的加速與技術戰略的儲備帶來的壓力。

袁清以為，“新產業革命”已悄然而至。“新產業革命”，或是“工業4.0”，是一場由信息化、新能源、新材料、新科技、新商業模式等的產業變革的具有劃時代的“分流節點”。過去產業革命的“節點”有過兩次分流，第一次分流，世界選擇了以英國為代表的歐美國家，在這個“節點”上，歐美國家有了標準權、話語權，甚至思想權，形成了今天看來的“傳統工業革命”；“一帶一路國際高峰論壇”在即，包括去年的“G20峰會”后，“G20”形成的“9大優先領域、48條指導原則、1套指標、1項工具的豐碩成果”的“中國方案”。這或是第二次分流。

新產業革命中的“新經濟”是中國跨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力量。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必然會有新、舊動能的更替過程。“新經濟”“老動能經濟”的轉型升級，是非簡單供給增量的經濟，是從財富原點出發生發的新動力，是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形成的“新供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