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個舞臺，在這個舞臺上，人要扮演各種各樣的角色，處理各種各樣的關系。不注意修身就處理不好這些關系：要處理自己和自然之間的關系，可以稱之為天人關系；要處理自己和他人之間的關系，可以稱之為人際關系或者叫社會關系；要處理自己思想和行為之間的關系，可以稱之為心身關系。這些關系處理好了，一個人在社會上就會被人尊敬，就是會做人。
因此，人生在世，第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學會做人。做人，就是在社會實踐中不斷地認識和改造自己，自覺地進行自我完善的過程。貫穿在這一過程中的，就是做事和人際交往。做事和人際交往會表現出一種總體的生活態度，其主要表征就是人格尊嚴。人格尊嚴是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理想追求、道德觀念、行為方式的集中體現。中國自古就有“做人難”的說法。處理天人關系難，處理人際關系難，處理心身關系也難。要學會做人，必須從每個人的修身做起。
現在，我們正在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由于市場經濟剛剛確立，在一定范圍、一定程度上還顯示出混亂無序現象，如三角債問題、制假販假現象、劣幣驅逐良幣現象，都是不良的經濟行為。對這些不良經濟行為，盡管采取了“中國質量萬里行”、“3·15”消費者投訴、“百城萬店無假貨”活動，但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各種經濟不良行為還是此起彼伏。這說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樣需要道德修養。
道德修養決不是市場經濟的調味品，而是不可缺乏的組合因素。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諾思教授說過：自由市場本身不能保證效率，一個有效率的自由市場制度除了需要一個有效的產權和法律制度的配合之外，還需要在誠實、正直、合作、公平、正義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這個市場。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經過幾百年的時間，建立起自己的道德體制。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來建立自己的道德體制。道德體制的核心是修身。
修身之重要，中國儒家學者向來十分重視。儒家的修身理論，是從良知－德治展開的。孔子的弟子曾子提出從天子到一般百姓，都要以修身為本。修身要天天堅持，一天里要多次進行，為此，他提出了“吾日三省吾身”之說，就是每天要多次反省自己：替別人辦事是否盡忠？與朋友交往是否誠實？老師所傳學業是否復習了呢？
相傳為曾子所作的儒家經典《大學》，詳細闡述了修身在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封建大業中的重要作用，他強調說：《大學》之道，在于顯明做人的美德，在于親民，在于得到一種完美的境界。而要得到這種境界，別無他法，只能以修身為本。從曾子開始，修身養性便成為中國人內心世界的強烈追求，也奠定了中國人注重人生的人本主義傾向。
唐代大臣張九齡將儒家的修身之道概括為四方面：正志慮，端形體，廣學問，養性情。因為心志所思所慮不精，心思不一，就會喜怒無常，好惡多僻，修身也就會無所為主。只有持其志，深其慮，才能勤修致敬，而修身之本確立。容貌不肅，形體不端，顏色不恭，就會舉動輕浮，辭氣粗鄙，修身也就會無所為依。只有言行有法，行動時才會有規有矩。學問之重要，在于有操守而無學問，就會擇而不精，語焉不詳，而身之所不知求善，只有博稽眾理，深識典文，那么什么可以效法，什么應該警戒，才能知道所以違者，和所以效者，而修身之鑒也就齊備了。涵養之重要，在于有識力而無涵養，就會行為多茍且之舉，修身也就達不到純美。涵養深厚，就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無偏無隘，修身就可完滿了。
張九齡概括的四個方面，被宋代歐陽修簡化為八個字“內正其心，外正其容”。
為了正心和正容，古代人想出了不少辦法。明代徐溥采用“投豆法”。他從很小的時候，就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注意隨時修養品德，積善除惡。他仿效古人，用兩個瓶子裝豆子，一個裝黃豆，一個裝黑豆。頭腦里有善念，說善話，行善事，就在黃豆瓶子里裝一粒黃豆。有惡念，說粗話，行惡事，就在黑豆瓶子里裝一粒黑豆。開始時，黑豆多，黃豆少，他便不斷揚善抑惡，慢慢地，黃豆與黑豆差不多了。日積月累行善，黃豆到底比黑豆多了。就這樣，他一直堅持修己，就是官做到華蓋殿大學士，也沒有忘記積善除惡，修身養性。
人的一念之差，可以為圣人，也可以為狂徒。這是周公提出來的思想。他特別重視個人的道德修養，講究個人內心的平靜與廉恥。他強調要以德配天，處處要小心謹慎，如同面臨萬丈深淵，如同腳踩薄冰。這樣來待人處事，以保住“天”對自己的信任和支持。作為一個君子，他不僅在白天要奮斗不懈，在夜間同樣也不能松懈，時時戒懼自省，就是面臨危險，也會免遭咎害。
孔子把修身之道具體化為九個方面，稱之為“九思”：看要考慮看明白，聽要考慮聽清楚，臉色要考慮溫和，儀態要考慮莊重，說話要考慮忠實，做事要考慮認真，有疑要考慮請教，發怒要考慮是否有后患，看到可得的東西要考慮是否該得。
“九思”要有“三戒”來配合。三戒是：少之時，血氣未定，所以戒之在色；及其長大成人，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及其老年，血氣既衰，戒之在得，絕對不要貪得無厭。
人生在世，自然要碰到各種各樣的境遇，或貧賤，或富貴，或落魄，或通達。在與人交往時，也必然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兩難選擇，比如說，是利己，還是利他？是為私，還是為公？
對于貧賤和富貴，孔子的態度是：即使貧賤得吃粗糧，喝冷水，把胳臂彎曲起來當枕頭，也樂在其中。相反，如果因為是干了什么不正當的事情而有了富貴的日子，也只能視之為浮云，沒有什么價值。孔子自己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他一生有十幾年時間，游于宋、衛、陳、蔡之間，不如意的事情實在是太多太多，但他都能泰然處之。在陳地絕糧之時，連弟子們都有抱怨，而孔子卻獨自弦歌不絕，依然樂觀。
對于落魄和通達，孟子的態度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就是窮困落魄時也要獨善其身，得意通達之時，則要讓天下人都得到好處。人要崇尚德，喜愛義，自得其樂。士人窮困時，不失掉義，得意時，不離開道。只有窮困時不失掉義，才能自得其樂；得意時不離開道，才能使百姓不致失望。這就必須對人提出起碼的要求，不斷地修養個人的品德。
在己與人、我與他的關系上，孔子的態度是：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想干的事，也讓別人干；自己想達到的目標，也讓別人達到；自己不想做的事，也不要讓別人去做。1993年8月28日至9月4日，在美國芝加哥召開了世界宗教議會大會，6500名代表制定并通過了《走向全球倫理宣言》。會議上，人們對包括孔子所說的一些“金規則”取得了一致的意見。
這些“金規則”包括：
孔子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基督教所說的“你不要別人對你做的事，就不要對別人做”，“你們愿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怎樣待人”；
伊斯蘭教所說的“你們當中，誰若不想要兄弟得到他自己想要的東西，誰就不是信徒”；
佛教所說的“在我為不喜不悅者，在人亦如是，我何能以己之不喜不悅加諸他人？”
印度教所說的“人不應該以己所不悅的方式去對待別人：這乃是道德的核心”。
在上述的“金規則”中，孔子只用八個字就把其他宗教所要說的話全說出來了。
透視這句話的表面，我們還可以明確地感受到孔子沒有明確說出來的另一句話，那就是：“將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八個字，應該成為一切倫理道德的基點。從小處說，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可以用這個原則。從大處說，國際之間的交往也可以用這個原則：你不想讓別的國家欺負你，那么，你也不要欺負別的國家；你的國家在困難的時候，希望別的國家來援助你，那么，別的國家在困難的時候，你也應該去援助別的國家。依次類推，我們可以舉出生活中的許多例子，基本精神都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難怪這樣簡單的八個字，會被國際宗教界當作全世界公認的普世倫理。這幾個字，可以使人寬容平和、善解人意、心地善良、助人為樂、胸懷坦蕩、涵養高邁！也難怪積累了九十年豐富人生經驗的季羨林老先生，非常動情地說：“能做到這八個字，到共產主義也不過這個水平。”類似這么精辟的話，在儒家經典中多得很。歷史上宋代的太祖時趙普說過一句話，叫做半部《論語》治天下，其實真做到了，幾句話就能治天下。比如說“小不忍則亂大謀”。容忍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美德之一。我們的往圣先賢，大都教導我們要容忍。民間諺語中，也有不少教人忍讓的內容。有的說法，看似消極，實際上有非常積極的意義，如“忍辱負重”，越王勾踐和韓信就是兩個有名的例子。勾踐十年臥薪嘗膽，韓信受胯下之辱，都是忍小恥而成大業的典型事例。
張耳忍小忿以成大事，也是“忍”的勝利。張耳和陳馀都是魏國的名士。秦滅魏之后，秦重金懸賞要兩個人的頭。兩個人改名換姓逃到陳國，靠在當地當看門人維持生活。一天，有一個小官吏因為陳馀犯了過錯，要鞭撻他，陳馀怒不可遏，欲起而反抗。張耳踩了他一腳，示意讓他忍耐。官吏走后，張耳對他說：今天受到一點小小的侮辱，就想為一個小官去死嗎？張耳能忍耐，所以他輔佐劉邦成為開國功臣，事業上取得了成功。
《唐書》記載：張公藝九世同堂，唐高宗問他睦族之道，張公藝提筆寫了100多個“忍”字，遞給皇帝。從那以后，姓張的多以“百忍家聲”為榮。修身也就是心性修養。心性修養的核心是誠心和去欲。不必多加留意，我們都可以聽到、看到身邊所流傳的美妙話語：心誠則靈、童叟無欺、誠招天下客……可見在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中，誠信一直作為民族精神的一縷血脈，代代相傳，一直延續到今天。言必信，行必果，是非常難做到的。
有一天，曾子之妻要上街。小兒子拽著母親的衣角，哭著鬧著也要跟著去。母親被纏得沒有辦法，就彎下腰哄騙孩子說：“好孩子，快回去，媽媽回來就給你殺豬吃。”孩子聽說會有豬肉吃，便不哭不鬧了。曾妻從市場上回來的時候，看見曾子正拿著繩子捆豬，殺豬刀亮閃閃地放在一旁，正準備殺豬。妻子慌了，拉住曾子，阻止他殺豬，說：“我是故意哄騙孩子，為的是不讓他上街，你怎么當真要殺豬呢？”曾子非常嚴肅地對妻子說：“小孩子天真幼稚，是學父母的樣子做事的，你現在哄騙了他，就是教孩子哄騙別人。母親欺騙兒子，兒子就不會相信自己的母親，這可不是教育孩子的方法呀！”說完，曾子便把豬殺了。曾子以此證明，“誠”不僅是大人之間交往所需要的，對孩子也必須待之以誠。
什么是誠呢？元代理學家許衡論說：“誠意是那不昧自己，不謾別人，便是誠意。如臭穢之物，人見便嫌，是真個嫌。好的顏色，人見便愛，是真個愛。此便是誠意，雖獨坐時，也常把心來休教縱了。小人于人不見處，什么勾當不做出來，及至見人，口里則說道俺做好公事，卻不知道好人先自知他做的歹了，那肚皮里肝和肺上事，都被高人見了。”看來，所謂誠，也就是誠實無欺，有一是一，有二是二。
誠還要表里如一，言行一致。這對人來說是要求十分高的一種修養。這種修養的核心是儒家所提倡的“慎獨說”。
慎獨說是一種反身內省、獨善其身的道德修養論，是一種道德自律。這一點正是當今社會所應該大力提倡的。我們稍加留意，就不難看到國內旅游景點無處不在的“***到此一游”的涂抹之作，大學校園里不文明的所謂“廁所文化”，車站、影劇院、會堂、港口、碼頭等公共場所中的亂吐痰、亂丟煙頭和垃圾現象，個體商販甚至超市里都存在的短斤少兩現象，都是不慎獨的表現。針對這些現象，應該大力提倡慎獨說。
慎獨說要求人們在做只有自己知道而為別人不知道的事情上，能夠嚴格謹慎、一絲不茍地要求自己。因為個人獨處之時，欲望不加節制，于隱微之處顯露，自然比在眾人面前更為嚴重。所以要用慎獨的修養功夫加以節制，加以戒慎自守。通過慎獨，將欲望遏制在將萌之時，使其不會滋長在隱微之中。
當前社會狀況的大方向是向上的，但是也有道德失控、水平下降，甚至所謂道德滑坡的現象。其原因很復雜，但其中有一條原因是大家都承認的：傳統的價值觀發生了動搖。
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人的經濟地位有了明顯的提高，由此引起的負效應是滋生了一些金錢至上、金錢萬能的思想，人的價值哲學發生了變化，社會中于是發生了不少不良現象，如接受紅包和回扣，亂收費，亂攤派，至于見危不救或者救人以前先講價錢的現象，也時有發生。這一切都與金錢有關，是拜金主義在作怪。金錢果真那么重要？在義與利的天平上，到底應該往那方面傾斜呢？修身在這方面所要解決的問題，是要明確價值觀。在儒家的價值哲學中，一向認為人的道德價值高于物質利益。孔子用“見利思義”、“見得思義”奠定了義利關系的基礎。在義利之間，就價值地位說，義高于利，就價值比值說，義重于利。在進行價值選擇的時候，合義的利可取，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也可以去干。不合義的則堅決不取，把它看作眼前浮云。經過后來儒學家的發揚光大，儒家在價值觀上基本定型為“先義后利”、“以義率利”的義利觀。
儒家的這種價值觀，在當今社會的應用，應該體現在兩個方面：道德上的以義率利和經濟上的義利雙成。在道德上價值標準不能只強調利，而必須導之以義。有了“義“的引導，使得利也可以在價值原則的規范之下達到“善化”。而在經濟上，屬于客觀面的救世濟民（如政法工商農醫等），不能不講利，但也不能只顧利，而不要義，必須義利雙成。社會倫理狀況的改善，在于社會成員個人道德水準的提高。而要使個人道德水準提高，就必須加強個人的修身養性。儒家的修養學說在今天仍然是有實用性的。
修身養性的關鍵是正確對待物質欲望。人活在世界上，首先需要衣食住行，必須滿足人的一定物質欲望的需求，不滿足，人就無法生活。需要是人類進行社會活動的初始原因，人類的第一個需要就是生產物質生活本身。這個需要滿足了，新的需要又產生了，從而又引起為滿足新的需要而展開的社會活動，新的需要的不斷產生，就成為人類各種社會活動不斷產生和發展的持續動力。而且需要還推動人與人之間相互關系的產生和發展，在生產勞動中結成各種社會關系，在婚姻生育中結成血緣親屬關系。然而，人類為了需要的滿足，既可以激發積極性，創造出人生的輝煌，也可以走向縱欲和貪婪，毀掉自己的一生。應該怎樣去對待需要、對待人的物質欲望？是無限制地去追求物質方面的高層次享受，使飲食男女的欲求得到高度滿足，還是控制欲望或者禁絕欲望？
宋明理學因為提倡“存天理，滅人欲”，而被指斥為用“理”殺人。人是不能滅欲的，滅欲就等于不讓人有物質追求，使人無法活。所以禁欲說和滅欲說在現實社會中是行不通的。寡欲說和節欲說是可以提倡的。
孟子主張寡欲說。他的理論前提是承認人的食色之欲和求生的正當欲望，肯定生是人所欲，好色是人所欲，富是人所欲，貴是人所欲，欲貴欲富是人的共同欲望。既然人人都有追求富貴的欲望，那么，統治者要治理天下，就應當考慮到人民群眾的正當欲望，使老百姓對生養死葬都沒有什么不滿，施仁政于民。
但是，人追求物質的欲望與社會的政治和道德原則不會完全一致，如果發生矛盾，該怎么辦？比如，扭斷哥哥的胳臂，搶他的食物，就得到吃的，不去扭斷哥哥的胳臂，就不能得到吃的，那就去扭斷哥哥的胳臂嗎？顯然，在這種情況下，孟子認為就要考慮禮與食哪一個重的問題。孟子主張，當欲與禮矛盾時，要用禮節制欲，生命與禮義不能兼得時，要毫不猶豫地“舍生而取義”。如果不這樣，那就等于承認一切私欲都是合法的，從而使求生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
為了使生之欲望和禮義兼得，孟子提出了“養心莫善于寡欲”的主張。人不做所不當做的，不想所不當想的，就是寡欲。通過寡欲，可以培養出一種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獨立于天地之間，使心不為物質所動，從而做一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寡欲用流行的話來說，可以叫做“抑制激情”。這四個字是一切值得稱頌的人類品質的根基。事實上，這四個字體現了世界之光明，體現了人類所有靈性特征的堅實基礎。這四個字是一切行為的平衡之輪，是使人類所有美德保持平衡的手段。因為欲望是使飽學之士一生的無數收獲化為灰燼的火焰，是他們那日積月累的知識之海也無法熄滅的吞噬一切的大火。欲望會使人遠離正義，步入危險而黑暗之途，追隨激情與欲望只能使人墮入恐怖之海。
人類通過抑制激情和寡欲，最后能夠做到：
富足時能夠慷慨，貧窮時不要失望。一個人如果在路經遍布黃金的河谷時，也能夠視如浮云，毫不遲疑地直行而過，不屑回顧，這樣的人才是真正抑制了激情、控制了欲望的人。一個人如果在遇到一個絕代佳人時，他的心靈絲毫不會被貪戀美色的陰影所吸引，這樣的人才是真正值得稱頌的人。
己與他、公與私之間的關系，最能考驗一個人的修身是否成功。
人無時無刻不碰到公與私、己與人的矛盾，解決這一矛盾的關鍵是以奉公精神解決公與私的矛盾，用嚴于律己的態度對待己與人的矛盾。
荀子提倡“以公義勝私欲”。戰國時，魏文侯問大夫解狐：“我想派一位西河的官吏，你看派誰去合適？”解狐胸有成竹地說：“荊伯柳是個有賢德的人，我看他可以擔當此重任。”魏文侯感到奇怪地問：“他不是你的仇人嗎？”解狐輕松地回答說：“國君您問的是誰能擔當此重任，并沒有問他是不是我的仇人啊！”于是荊伯柳被派往西河去任職。途中，荊伯柳問隨從：“你們知道是誰在國君面前推薦我的嗎？”隨從們回答說：“是解狐。”荊伯柳得知之后，去拜見解狐謝罪。解狐不以為然地說：“向國君推薦你，這是公事，而怨恨你，這是私事。現在公事辦完了，而我們之間的仇恨還是如同從前一樣啊！”
我們古代有許多律己的典型事例。三國時蜀國與魏國在街亭作戰，諸葛亮派得意將領馬謖為先鋒。沒有料到馬謖違背諸葛亮的作戰部署，驕傲輕敵，致使蜀軍大敗。諸葛亮不循私情，將馬謖斬首，以明軍紀，并上書君王，引咎自責，情愿降三級以記住這個教訓。
在長期的中國封建社會中，人們修身要達到的目標是實現“孔顏樂處”。所謂孔顏樂處，是指儒家學者重視精神生活，尤其重視道德價值，把自身在道德修養和學業方面的長進，視為實現人生價值的根本途徑，從而予以格外重視，而對身外的物質生活，則漠然視之。一句話，人生憂樂所系，不在富貴利達，而只在道德學業。孔顏樂處是一種很高的涵養。涵養指的是涵蓄存養其心性，它注重的是控制自己情緒的能力，含有直接培養心性本原、追求卓越的內心體驗的成分。真正有涵養的人，會在行動上表現出風度。涵養是內心修養的功夫，而風度則是涵養的外在表現，要通過一系列舉止儀態表現出來。
晉朝宰相謝安被認為是涵養很高的人。在北方秦國大舉進攻時，秦帝親任統帥，自夸將士之多，投鞭長江，可以使長江斷流。晉人為此都大為震驚，但謝安卻非常鎮靜、寂然，指派自己的侄子謝玄，領兵去抵抗秦國侵略。在有名的淝水之戰中，謝玄取得決定性勝利。當勝利的消息傳到謝安那里的時候，他正在和一位朋友下棋。他拆開報捷的信，看了以后丟在一旁，和先前一樣繼續下棋。下棋的朋友問前線傳來什么消息，謝安還是一樣平靜，慢條斯理地回答：小兒輩大破賊。寫《世說新語》的劉義慶把這種涵養稱做“雅量”。
有雅量的人，陶淵明也是一個。他寫過一首《神釋》的詩，詩中幾句說：
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北宋邵雍則寫了一首《安樂吟》來表達自己的涵養觀：
安樂先生，不顯姓氏，垂三十年，居洛之涘，風月情懷，江湖性氣，色斯真舉，翔而后至，無賤無貧，無富無貴，無將無迎，無拘無忌，窘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之肝肺，盆池資吟，甕牖薦睡，小車賞心，大筆快志，或戴接籬，或著半臂，或坐林間，或行水際，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怨，若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際天地，三軍莫陵，萬鐘莫致，為快活人，六十五歲。
有了邵雍這樣的涵養，自然會在待人處事時，一舉手，一投足，無不合乎禮儀規范，自然會令人肅然起敬。
涵養高的人所表現出來的風度，確實讓人敬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正是對有涵養的人的一種褒獎。這正是修身與做人達到的最高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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