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翠蘭

    眾所周知，在毛澤東時代，我國廉潔狀況之優，有口皆碑。然而，毛澤東并不刻意防治腐敗，但卻收到了“無心插柳柳成行”的效果。條規簡約，卻令行禁止；殺人不多，卻警鐘長鳴。毛澤東反腐敗為啥游刃有余？筆者以為，毛澤東反腐敗如同研習中國書法，講究“字外功”。以筆者之見，毛澤東反腐敗主要有五大“字外功”：

    一是“讀書功”，防患未然。毛澤東十分重視看書學習，建設學習型政黨是他的一個重大歷史創造。他曾深刻指出：“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毛澤東特別注重黨的思想建設，凡事把思想政治工作列為“頭道工序 ”，適時組織各種教育學習和整風整頓，在改造黨員干部的世界觀上下功夫，消除各種隱患于未然，不斷提高干部拒腐防變能力。

    二是“紀律功”，防微杜漸。毛澤東曾強調：“必須提高紀律性，堅決執行命令，執行政策，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軍民一致，軍政一致，官兵一致，全軍一致，不允許任何破壞紀律的現象存在。”那時制度并不多，條文也很簡單，沒有長篇大論，語言樸實，大家都能看懂，有很強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如《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連“不拿群眾一針線”、“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償”這樣的小事都講到了。作風紀律養成從點滴抓起，遵章守紀成了大家的自覺行動，以致出現秋毫無犯“落地紅棗也不吃”那樣的情景。

    三是“民主功”，監督有效。毛澤東特別注重民主政治建設，早在紅軍初創時期，他就指出：“ 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斗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 “其興也勃、其亡也忽”被認為是中國歷代統治者不可逾越的周期率，毛澤東卻要堅決打破它，自信地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毛澤東最相信群眾，最依靠群眾，打仗是這樣，黨風建設也是這樣。

    四是“示范功”，不令而行。毛澤東不但是黨的一系列優良作風的倡導者，更是行動的楷模。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他送子參軍，當別人勸阻時，他卻說：“誰叫他是毛澤東的兒子！他不去誰去？”后來毛岸英為國捐軀；女兒上學，他不準用公車接送；收到禮品，他吩咐一律交公；親友托他找工作，他一概拒絕。“其身正，不令而行 ”。毛澤東的一言一行總是散發著巨大的人格魅力，感召著廣大黨員干部，鼓舞著人民群眾，產生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五是“批評功”，聞過則喜。毛澤東在七大指出：“有無認真的自我批評，也是我們和其他政黨互相區別的顯著的標志之一。我們曾經說過，房子是應該經常打掃的，不打掃就會積滿了灰塵；臉是應該經常洗的，不洗也就會灰塵滿面。我們同志的思想，我們黨的工作，也會沾染灰塵的，也應該打掃和洗滌。流水不腐，戶樞不蠢，是說它們在不停的運動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蝕。對于我們，經常地檢討工作，在檢討中推廣民主作風，不懼怕批評和自我批評，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些中國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種政治灰塵和政治微生物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和我們黨的肌體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強調批評與自我批評是區別于其他政黨的一個顯著標志，是解決解決黨內矛盾的主要方法。

    除了以上五項“字外功”，毛澤東反腐敗還有扎實的“字內功”，這就是“懲戒功”，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建國之后，針對劉青山、張子善等大貪污犯的出現，毛澤東曾嚴正告誡全黨：必須嚴重的注意干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污行為這一事實，對腐敗分子輕者要批評教育，重者要撤職、懲辦、判處徒刑，直到槍斃一批最嚴重的貪污犯。在公審劉青山、張子善之前，有人講情。毛澤東說，正因為他們兩個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犯有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毛澤東這些堅定有力的話，至今仍讓人感到振聾發聵。

    歷史是一面鏡子。毛澤東這些反腐方略，不僅當時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維護了黨風政紀的純潔,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面對時下一些地方屢禁不止的腐敗頑疾,各級黨委政府不妨予以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