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2015年發起“美國積木式創新硅谷游學”，2016年6月，多名企業家、學者再度奔赴硅谷和波士頓，探尋科技創新與商業轉化的規律和走向。
此次積木式創新游學，除了洛杉磯外，我們主要去了美國兩個城市：舊金山和波士頓。兩個城市面積可以忽略不計，占美國國土面積的百分之零點幾。硅谷不是一個行政區劃，是一個俗稱，它的面積就跟北京中關村一樣難以說清。這是非常小的兩塊。這就叫“美國深度考察”了?主要就去了兩個地方，那么多地方都沒有去，是不是有忽悠的成分?我的認識就從這里來。我的看法是：這兩個地方很小，但可看的東西很多。
我們現在看硅谷，公司、投資機構、中介組織、老師、同學、實驗室，在不大的空間內密密麻麻地堆積在一起，這是一個特征。它的內核就是一所大學，它早期不被人看重;而現在，斯坦福大學如日中天，經過一個多世紀成為世界頂級名校，硅谷就是以這個大學為中心而衍生出來的。
現在這個地區有大大小小公司一萬家以上，創造了多少銷售額、GDP、就業?我在考察中發現，硅谷公司的密度很大。但與之相比，中國的高校有多少專利?高校周邊有多少企業?能不能跟斯坦福和MIT一樣，畫出一幅高校與企業高度集聚的地圖來，這是值得探討的好題目。
再看東岸。有一個基金會做了6年的研究，發現MIT校友所創辦的公司有兩萬多家，每年創辦的速度在遞增，創業者的年齡在下降，創造的銷售額達2500億美元。這個現象給了我很強的沖擊，為什么呢?
聚集是人類歷史上屢屢發生的現象
因為這樣的現象多次出現過。我去年去以色列，發現以色列本身不大，比北京市小，有爭議的面積是兩萬平方米，比較穩定的是一萬兩千平方米。在這個不大的國家里，不是哪里都有高科技公司，就是靠地中海沿岸的那幾個地方，非常密地分布在那里。順著這個思路，再把這個現象往前推，發現聚集是人類歷史上屢屢發生的現象。
我們講希臘文明，幾何學、邏輯學，都是希臘人的學問。希臘人的學問最早就是柏拉圖創辦的學院，這個學院成為了一個凝聚優秀學者、學生討論的地方，對整個人類影響非常大。
與之類似的是山東。公元前300年，古代齊國首都臨淄(今天的淄博)，有當時最有名的學院——稷下學宮，150年里上千人在里面吵，各家各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諸子百家，包括孟子都在那里講學，影響最大的就是荀子。那么久遠，是一個空間上不大的地方，很多厲害的人湊在一起。
然后就是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但丁等人都出現在不大的地方，就是佛羅倫薩周圍的幾個村鎮，生在那里，聚在佛羅倫薩，那里就是幾條街，這是所謂文藝復興。
再往后是科學革命。英格蘭和蘇格蘭統一以后就是劍橋，英國的劍橋就是在倫敦不遠的小鎮上。世界上科學和想法、思想都產生在不大的地方，那里的人高密度湊在一起。這種現象一再出現。
兩千年來，有一群人在一起打磨，這是所有科學、思想產生的重要條件。不是單個的厲害的頭腦所能實現的。厲害的頭腦湊到一起，一起吵，一起你說東他說西，互相激發。
換個角度來看，所有影響人類的重大發現，空間上和人口上的分布都極其不均衡：就是極少數的人，在極少數的幾個地方改變世界。其實，希臘就幾個城邦，不是希臘所有的地方都那么神圣。工業革命一講不得了，但實際上只發生在幾個很小的地方，工匠、商人、學者混在一起，在酒館里吵啊吵地吵出來的。
重大科學創新在人口分布上也極不均衡。我們去以色列就發現，以色列進海關時看那個官員，看大巴的司機，圣地老城擺攤商人，酒店柜臺服務員，他們和我們能有什么區別?美國多少地方的多數人跟我們能有什么區別?
但是他們為什么人均3.5萬美元?我在美國留學終身難忘，理一個發那么貴，我再也不去理發了。為什么理發這么貴?美國的理發師沒有什么厲害，他的科學家厲害，他的產業厲害，他把所有的生產率平均提上去以后，顯得所有人都厲害——這是科學創新產業化最值得注意的地方。
中美大學，科技創新的差距何在？
因為前一段在研究城市，城市就是密度，就是聚集。這次去的時候發現，科學創新比一般城市還要高密度。這次我們走進擁有創新公司的幾個地方。站在中國的立場上，我們要看哪些東西我們有，哪些東西我們沒有，到底差在什么地方。
硅谷核心就是斯坦福大學，波士頓走廊核心就是MIT。他們不僅有一堆好房子，更重要的是這些房子有靈性，里面有綱領、有精神、有校訓。斯坦福大學的校訓是“讓自由之風勁吹”，MIT的校訓是“理論與實踐并重”，也就是中國人說的“知行合一”。不僅動腦，還要動手。有了這個靈性之后，會有多少故事在里面發生?
對校園作大規模投資，在中國已經能做到了。我看過很多五千畝的校園，車在里面開半天，很多大學城大到進去以后出不來。建筑面積不是問題，北大和清華也有校訓，有傳統。美國大學的房子里有一堆牛人。什么叫牛人?他干的事誰也看不懂，主要的特點就是說什么你也聽不懂。大學里養了一批除了這個領域其他人都聽不懂的人，我們中國這里也有。
區別在于，像MIT這樣的學校比我們厚很多，每年研發預算很多，其中部分是企業捐的，而我們一家大學每年的研發資金卻差很多。在美國好的大學里，師生比很高。教授跟學生講：學校給我這么多錢，我就是給你們用的，你們有什么問題就來找我。老師和學生互動的頻率很高。同時，老師帶著博士生全世界走，哪個地方有意思，只要報上名字帶著就去了;博士生領著碩士生走，碩士生領著本科生走。
有人說中國有雄厚的資本，但其實往人身上投的錢卻差很遠，培養人的“厚度”遠遠不夠。很多事情看一看、現場聽一聽就不一樣，但中國有多少學生有這個條件?
按大學擁有專利的數目，美國排在第一位的是加州大學，從88年前到2008年共有6000多項專利，MIT有3000多項專利，其他幾所著名大學也有很多專利。
中國大學與美國大學相比，有老師，有學生，有研發，有支持研發的人和機構，有國家投入，有校友捐贈或公司捐贈，這些環節是一樣的。但后面一個環節就不同。研究出來以后怎么弄?要發布。再下一步就是要用專利，專利有什么用?可以依靠專利排他性地實現發明創造的收益。過去聽說過《拜杜法案》，但對這個法案的理解去了現場更有感觸。
美國對科研也有聯邦投入，那是國有資產。國家的錢、國有資產不能流失。在我們這里，必須辦校辦企業，不能把這個技術授給別人去辦公司，否則就有犯錯誤的危險。美國當年其實有和我們一樣的問題。
MIT是私立學校，國有土地由聯邦劃撥給學校，成為辦學資金的來源。美國很多大學當年就是這樣。這塊地是國有土地，國有土地上產生的技術，究竟歸誰所有?這個問題好多年找不到答案。此次訪美后，我特意去讀了黃亞生教授所著的《MIT創新課》，發現MIT在1960年代就做了很多在大學層面的嘗試，得出了一些把這一塊資源激活的經驗。
這些經驗最后反映到議員那里去，最后有了《拜杜法案》。到底是制度重要，還是人重要?“拜”和“杜”可是兩位議員的名字哦。《拜杜法案》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制度，是議員吸收這個經驗，在這個經驗基礎上形成的制度。由于這個法案的推行，最后大概6900家公司放在麻省，成為了整個麻省經濟的發動機。
此后，出現了很多新的角色，叫專利轉換辦公室。這些辦公室的人整天在大學里面轉來轉去。他們也不是科學家，也不完全是商人，而是負責幫助科學家申請專利和推動專利商業化的專家。最后，專利帶來的利益，有三分之一歸專利轉換辦公室;他們拿到錢再去申請專利，拿到更多的錢，整個技術轉換的格局就不一樣了。
我們大學里面有這樣一號人嗎?這一點非常重要。科學家怎么跟官僚機構打交道?怎么填那些表?科學家不擅長想這種問題。依靠分工，讓喜歡填表的、專業的人來填表。我們大學缺的是制度，而沒有制度的原因是沒有人把制度做出來。
在參觀過程中，我們看到了“專利墻”，而專利背后是一套關于專利保護的法律。五年、八年你來研發，只要干出頭來，任何人都要給你付費;沒有這個信念，誰五年、八年往里放?風險資本怎么敢往里投?有了核心大學給企業的專利，圍繞這個專利可以再開發更多專利。我們參觀的無線充電公司，就以此方法擁有了200多個專利。
光有專利還不行，產業界怎么判斷?市場怎么判斷?這是另外一個環節。不是所有專利都能賺錢，要有人掂量、評估、經驗、嘗試。我們在游學過程中就看到有企業聯合會，駐扎在MIT，從市場產業生產的角度評估哪些專利更有機會變成產品，但我們這里好像就沒有這樣的組織。
投資于專利有很大風險，因為不知道科學上很有道理的專利，在市場上是否也有道理。有的專利市場接受程度好，有的市場接受程度差，這就需要企業家進來。
美國科技創新力量大，原因在于它已經形成了一個生態。房子是同樣的，校區是同樣的，大學名字都叫大學，但人家里頭的活動卻很不一樣：差別不是一點半點。經濟學就是研究分工，這是什么分工?對我們大學在整個社會當中的連接方式，真要重新反省。
科技創新就要有高濃度、高密度的“場”
什么叫科創?運用一個新的原理解決有市場前景的問題，就叫科技創新。在我看來：第一，要有原創性的想法，原理就是一個想法，就是關于因果聯系的猜測，有了原理能不能用，后面要有一組或多或少支撐性的技術。
我們最受觸動的就是幫盲人的眼鏡。這個項目背后的科學原理就是：人看東西不是靠眼睛看的，而是靠腦子，在腦子里成像，這個科學原理曾有多少人摸索、猜測。有了這個原理，不一定能馬上變成產品，應用原理要有一系列的技術支撐。
信息如何通過舌頭上的含片進腦子，關鍵技術不解決，原理不能變成商業——這些問題都要有，科學家、工匠都不能少。關鍵是工藝可行性。這一點做實驗的人都知道——為什么MIT強調動手動腦并重?不動手解決不了關鍵的技術困難。
你讓人好好去琢磨一個事，你給他什么?知識產權保護怎么樣?有了對知識的判斷，誰投資，怎么融資，怎么出產品，怎么讓產業成型，一個都不能缺;科學家、教育家、發明家、工匠、企業家、投資家、商人，一個不能少。這是第一條。
第二條是關鍵，不能指望科學創新在整個國家都遍布，所有這些元素只能在空間上集中到非常小的地方來。高密度、高濃度，要形成一個場。不光是每個元素很優秀，而且要每個元素進入到這個場里互相作用。
我們這次游學，互相折磨，互相較勁，發現所有人的體能都是可以的。過去說這怎么得了?這次實驗發現：場是比單個元素重要的力量。這個場一定不能太大。反應堆、熔爐、高壓、高溫要湊到一起，要高頻互動。很多想法講一句也可以，講完也就罷了;但如果一句接著一句講，想法就可能變成行動。
溫度非常重要，如果不在一個群里面集聚起來、湊到一起，好多潛在的力量是發揮不出來的。這里頭最重要的生產力不是單個人多聰明、多厲害，而是形成的那個氛圍，誰也說不清這個氛圍是什么。這次到美國的團員都說自己是被動去的，那誰是主動的呢?是碰出來的主動，這就是生產力。
中國古人講：“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什么叫創新?就是“無中生有”。無中生有的條件是什么?想法再往前走一步，最后怎么變成產品?這里有大量的道理值得研究。我還沒有完全想清楚這個“雞和蛋”的問題：我們這里沒有那么多厲害的牛人，沒有斯坦福那么多厲害的教授，沒有那么多全世界最厲害的學生，怎么辦?
單個元素的品質和整個場的濃度、密度到底什么因果關系?誰是因，誰是果?同樣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如果我們的生活天天是游學團這種密度，你會怎么樣?很有可能是體力、智力、能力、熱情都會上好幾個數量級。
要有高質量的分子，形成一個場。我參觀過鋼鐵廠。那里礦石要高品質的，爐子要夠熱，看一個人就看他進沒進過爐子：沒在爐子里練過，很多品質都不夠，很多雜質不去掉，質量就高不了。所以中國人口非常多，但是高品位、高質量的人是決定性的因素。
抗日戰爭時期的西南聯大，那么窮，局勢那么糟糕，出了多少人?為什么?所以這個氛圍、場的濃度，各位要高度關注。小時候我們說“孟母三遷”，把一個人放在一個地方，不行就離開。
今天，經常有人說這個不對，那個也不對，說來說去，我倒是問：你為什么不走啊?你為什么不把自己放在一個對的地方去?把一個地方改到對，并不容易，但很多國人不會選擇孟母三遷這個最簡單的辦法。我們會選職位和行當，就是不會選哪一個場。有些地方就是不能呆。你要到對的地方去。你進去以后把雜質去掉，很快就上去了。把想做事的人聚在一起，形成氛圍，就可以發展。這是知識驅動、知識外溢的經濟發展。
去一個對的地方，這個地方怎么形成呢?哪里有希望呢?研究城市，研究到最后就是這個問題。中國很多地方，土地不會值錢，房地產不會值錢;只有少數幾個地方土地和房地產值錢，這是斗出來的。要看有什么人不依不饒地斗，增加濃度。這不是預測出來的，是行動出來的。
所以我想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到底能做一些什么行動?變革、解決問題、又敢想，又能夠踏實做，到底可以做些什么?我個人力量是非常有限，大家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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