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金融改革的方向不能改變，構建一個以資本市場為基石的現代金融體系的目標不能改變，成為一個開放的、國際金融中心的金融體系的目標不能改變。”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所長吳曉求[微博]認為，大國金融結構的設計對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非常重要。


　　吳曉求預測，到2020年，國內資本市場的上市公司(不包括新三板)應該會達到3800家，市值80萬億至100萬億元，要達到這個目標，必須在供給制度、注冊制、公司上市標準等方面進行改革。


　　德意志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及股票策略主管張智威認為，在股市波動性短期的風險被控制之后，除了需要對杠桿管理上存在的問題進行反思，最重要的是要繼續推進金融的中長期改革，尤其是是人民幣國際化這一戰略的實施。


　　“不應當讓資本項目開放的改革步伐受到太大的影響，如果因噎廢食，所造成的風險會比短期風險更嚴重。”張智威說。


　　8月1日，在由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主辦的新供給金融圓桌第八期會議上，“金融市場改革與發展”成為討論的焦點。


　　限制第三方支付會阻礙創新


　　7月31日，央行[微博]發布了《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意見稿》)，網絡支付出臺一系列新規，其中包括對網絡支付進行限額——網絡第三方支付單個客戶所有支付賬戶單日累計金額應不超過5000元。此外，包括理財在內的綜合性賬戶一年不得超過20萬元。


　　此外，《意見稿》對第三方支付從事互聯網金融理財業務作出了限制。意見稿規定，支付機構不得為金融機構，以及從事信貸、融資、理財、擔保、貨幣兌換等金融業務的其他機構開立支付賬戶。這也意味著，包括支付寶[微博]、財付通這樣的第三方支付，將無法從事互聯網金融業務。屬于貨幣基金的余額寶[微博]，也將不符合規定。


　　對于市場上關于意見稿規定網購最高限額為5000元的說法，光大銀行(4.15, 0.00, 0.00%)信用卡中心總經理戴兵認為這是一種誤讀。


　　“某些支付機構比如阿里巴巴[微博]，已經有銀行牌照了，只要把它的快捷支付歸到它所拿的銀行牌照的管理范圍內，就不會受到這個限制。該規定限制的是某些沒有拿到銀行牌照，又要吸收公眾存款的機構。”戴兵認為，不應把第三方余額支付與網上銀行電子支付混為一談。


　　《意見稿》的出臺，不僅引發了公眾對于用戶體驗的擔心，也讓業界對于互聯網金融的發展深表擔憂。


　　中國互聯網金融千人會創始人、秘書長易歡歡認為，隨著人眼識別技術、虹膜技術、指紋識別技術等技術的完善，手機對用戶的身份認證能力很高，第三方支付在驗證方面的安全問題已經基本解決。而且，一旦走向非現金交易，每個人每筆真實記錄是不可抵賴的，個人和群體的信用體系將會因此逐漸完善。


　　“借助于移動互聯平臺的第三方支付的普及，PC互聯網走向移動互聯網才會變得可能，這對于降低整個交易成本和促進整個商業環境都很關鍵。”易歡歡說。


　　“我對征求意見稿表現出一種憂慮。”吳曉求在發言開始就亮出了自己的觀點。


　　在吳曉求看來，第三方支付是形成互聯網金融最具影響力的基石，第三方支付和電子商務高度契合，限制第三方支付會帶來很多不便，“金融提供的服務最重要的是靈活、便利、安全，所有違背這些原則的限定都是錯誤的，效率低不是改革的目標，我希望不要有此類限制，限制第三方支付會阻止和扼殺金融的創新”。


　　須搭建一個強大的金融架構


　　《意見稿》發布當天，一位參與起草的央行相關人士對媒體回應稱，市場上關于意見稿規定網購最高限額為5000元的說法為誤讀，通過第三方支付進行網購消費的額度能滿足絕大部分消費需求。


　　但在吳曉求看來，限制第三方支付不僅會阻礙金融的創新，更不利于實現中國的大國金融戰略——而這種變革必須通過新的金融創意來推動。


　　吳曉求在發言中稱，中國的大國金融的核心要素，主要由人民幣國際化戰略、金融體系放開后的國際金融中心以及維持市場的基本理念和基本精神的契約精神這三方面要素構成。


　　“看到央行關于第三方支付的征求意見，從大國的金融結構來看，這是有問題的。不可以讓人們回到通過銀行的載體進行支付的時代，如同不可以讓人們回到必須拿現金交易一樣。”吳曉求認為《意見稿》的相關規定過于保守。


　　吳曉求認為，從以銀行為載體的支付體系向以移動互聯為基本平臺的支付體系的轉變，是歷史的趨勢，這種以第三方支付帶來的支付功能上的變革，必定會因為高效率而推動整個社會與經濟的發展。


　　“我國的金融活動主要還是依托商業銀行來完成，對于實行大國金融戰略的中國而言，這種傳統的金融體系已顯老化，亟需通過變革來搭建一個更加強大的金融架構。”吳曉求說。


　　吳曉求對法治周末記者說，我國要保持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國家的金融體系就必須有一個大國金融的基本架構，這個架構包括強大的資源配置能力、分散風險的機制、良好的財富管理的效應以及流暢、安全、靈活、便利的支付體系等內容。


　　吳曉求認為，大國金融結構的設計對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非常重要，到2020年國內資本市場的上市公司(不包括新三板)應該會達到3800家，市值80萬億至100萬億元，要達到這個目標首先要進行供給制度改革，注冊制改革不能因為市場出現危機而停止，另外公司上市標準等也需要改革。


　　“中國金融改革的方向不能改變，構建一個以資本市場為基石的現代金融體系的目標不能改變，成為一個開放的、國際金融中心的金融體系的目標不能改變。”吳曉求說。


　　談到金融體系改革，股市的波動是繞不開的話題。


　　國泰君安(19.02, -0.03, -0.16%)證券研究所董事總經理任澤平認為，不要因為這次股災出現市場化改革的倒退，不要因為這次股災推遲對于注冊制的這些改革，因為注冊制才是真正開啟機構投資者的牛市。“這次股災暴露了我們對于金融創新的不了解、金融人才的缺乏等多方面的問題，這些都需要去反省。”


　　張智威認為，除了要反思此次股市波動在杠桿管理上的問題，最重要的是要繼續堅定中長期改革的步伐，尤其是人民幣國際化這一戰略。不應當讓資本項目開放的改革步伐受到太大的影響，如果因噎廢食，將會帶來比短期風險更嚴重的一個風險。


　　中國民生銀行(8.60, 0.02, 0.23%)研究院院長黃劍輝認為，金融體系改革需要財政貨幣政策和結構性改革相結合。財政貨幣政策是在危機失衡狀態下采取的措施，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還是要進行結構性改革。


　　監管體系需要完善


　　在與會專家看來，金融體系改革能否順利進行，監管體系的完善至關重要。


　　諾亞(中國)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員金海年博士在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時認為，需要從三方面對當前的監管體系進行審視：


　　第一，無論是互聯網金融還是新的金融體系，都在逐步進入到混業經營階段，而現行的分業監管模式與此并不對等和匹配，需要作出相應的改革。


　　第二，創新來自于競爭，不應對競爭和創新作出太多的限制，改革應遵循這一原則。


　　第三，真正多層次的資本體系，需要經歷不同規模和不同發展階段，滿足這樣的融資需求，不僅要對注冊制進行改革，還要對公平競爭的機制、合理退出的機制、多層次資本市場的轉板機制等作進一步完善。




　　金海年認為，在對金融的監管中，政府的工作是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機制，關鍵是要讓市場發揮定價的作用。“市場的核心作用不僅是配置資源，而是要創造價值，配置資源的目的是創造價值。而政府的核心作用就是解決市場解決不了的外部性的問題，包括防止壟斷和一些臨時的調控政策等手段。”


　　易歡歡認為，從“互聯網+”的角度來看，金融監管不僅僅是要保護消費者的利益，還要實現維護市場公平、協調多方面的相關利益等目的，要在面臨傳統和新興事物時，劃定合理的界限，確定什么樣的事情可以做、什么樣的條件下可以做等規則。


　　中國人民銀行[微博]貨幣政策二司副處長譚海鳴認為，在金融監管的框架改革方面，中國從1994年以來一直采取新設機構的“激勵機制”來解決問題。


　　“所謂激勵機制，就是新設一些機構應對金融創新，以此來激勵金融市場，和監管部門共同合作。因為我們還是一個發展中的市場，一行三會都是有著各自的監管職責。正確的激勵機制搭建的金融監管框架，將會推動金融市場朝著更好的方向發展。”譚海鳴說。來源：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