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里的經濟改革及其啟示（1）
黃德華
我在浙大EMBA讀書期間，聽經濟學家梁小民教授說，他用經濟學和經濟改革的角度來解讀紅樓夢，現將我所學和所悟歸納整理，和大家進行分享。
計劃經濟的結局不是滅亡，就是轉型。探春的改革有其成功之處，但她的失敗同樣教訓深刻。計劃經濟主要依靠政治強制、煽情式宣傳或傳統倫理道德來要求人們為之做出奉獻。但是人的本性是利己的，無論是強權，還是道德說教或宣傳，都無法改變這種人性。所以大觀園中的人不得不去干活，但能偷懶就偷懶，能耍滑就耍滑，并沒有什么工作積極性可言。市場經濟的效率離不開激勵機制，它承認人利己的本性，不是要人們去改變本性，而是利用這種本性，通過一套制度把每個人的利己引導到有利于整個社會的方向。從這種意義上說，市場經濟是一種符合人性的制度。探春認識到個人利益的重要性的，知道改革的中心是把個人貢獻與利益聯系起來的激勵機制。她打破傳統孔孟之道的義利觀，將利置于首位。孔孟之道的不正確之處就在于言義不言利。探春以利為突破口的改革是通過承包制來實現的，即把池塘、園子承包給別人。生產者有了積極性：“因近日將園中分與眾婆子料理，各司各業，皆在忙時。也有修竹的，也有護樹的，也有栽花的，也有種豆的，池中間又有駕娘們行船夾泥的，種藕的。”同時,生產者的責任心也加強了。丫環春燕說：“這一帶地方上的東西，都是我姑媽管著，他一得了這地，每日起早睡晚，自己辛苦還不算，每日逼著我們來照看，生怕有人糟蹋……老姑嫂兩個照看得謹謹慎慎，一根草也不許人亂動。”李紈把這種承包制改革的成功總結為“使之以權，動之以利，再無不盡職的了”。
值得注意的是，探春以利為突破的激勵機制改革已成為計劃經濟轉型的一個共同規律。前蘇聯的赫魯曉夫和當時的經濟學家利別爾曼想必沒讀過《紅樓夢》，也不會知道探春這個小女子。但他們對前蘇聯經濟的改革卻與探春如出一轍。利別爾曼提倡把利潤作為衡量企業業績的惟一指標，并給企業和勞動者以物質激勵，這成為20世紀60年代前蘇聯計劃經濟改革的先聲。許多國家的計劃經濟改革都是從“放權讓利”的承包制開始的。
為什么計劃經濟的改革總是從利字當先的承包制開始？應該說這是不改變原有經濟體制情況下一個最有效，也是最容易的突破口。承包制并不改變原有的所有制結構，不改變政治體制，也不侵犯原有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實行起來阻力要小得多。探春的這種改革就沒有在賈府掀起軒然大波，當權者們也未加激烈反對。如果在計劃經濟下一開始就從產權這些問題開始，實行私有化，恐怕阻力就會大得多，甚至會剛開始就夭折。而且，承包制也容易在短期內見效。因為承包制觸及利益問題,改變了那種大鍋飯式的分配格局，這對生產者是最有效的刺激。或者說，承包制是在不改變產權結構的情況下對生產者個人利益的承認。在這種承包制下，個人努力的成果得到保證，它隱含了對利己的承認。
但是，讀過《紅樓夢》的人都知道，探春的改革從根本上并沒有成功，所以，賈府仍沒有避免滅亡的命運。但為什么有心回天還是“無力回天”？即探春的改革為什么沒有最終成功呢？探春式漸進改革成功的一個重要條件是得到當權者的支持。在原有體制所進行的任何改革，其特征都是自上而下的，是由當權者提倡或推動，或得到當權者強有力支持的。換言之，這種改革的成功需要原有政治上權威的保證。探春是一個庶出的女兒，在那樣的體制中地位并不高。她遠遠沒有當初王熙鳳那樣的政治地位。探春改革之時，賈母仍在，其代理人王熙鳳盡管已經權力式微，但仍作為賈母的代表掌權。探春不具有這種地位，也沒有那種權威。她的改革不是最高統治者提倡并親自推動的，其效果自然會大打折扣。可以設想，如果王熙鳳在其權力最大時，推動這種改革，那就會是另一種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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