沾金！上網！出海！背后是經濟轉型時期的三大紅利，其中最具潛力的是全球化紅利。世界銀行在2007年出版的《東亞經濟發展報告：2006》中創造了一個新概念：“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以警示發展中國家在人均GDP達3500美元之上時可能倒退，很難超越人均GDP 1.2萬美元的目標。在歷史上，成功超越人均GDP 1.2萬美元水平的國家和地區只有3個，即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其他如新加坡等富裕小國是分裂出來的，不足為例。
　　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經濟發展的共性特征是對外開放，經濟開放的具體原因有很多，其共性的經濟地理因素是“島”。日本和中國臺灣不用解釋，由于朝鮮半島的南北分裂，陸路交通為朝鮮所控，韓國被迫依賴口岸和空港，所以也是一個經濟“島”。反之，我們再看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如阿根廷、巴西、智利、玻利維亞和伊朗，幾乎都是資源豐富的內陸國家，經濟開放度都比較低。開放經濟體可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在諸多原因之中，無可否認的關鍵因素是分享了開放社會的全球化紅利。
　　用全球化紅利的概念來描述經濟發展的一個變量或許是我的首創，但此前已有許多思想家表達了相同理念，其中包括偉大的投資家索羅斯先生。索羅斯先生自認為是哲學家波普的信徒，在劃時代的哲學著作《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中，波普論證了“開放社會”的哲學概念，在社會轉型中，舊“范式”為封閉，新“范式”為開放，所以開放社會驅動創新，為人類創造新的發展機遇。正是這一思想，成就了杰出的索羅斯！
　　從開放社會的理論來界定全球化紅利，這種“紅利”的第一來源是思想解放，第二來源是創新機會。在全球化的市場中，由于不同國家的經濟有不同的“范式”，同一種資源在不同國家就會產生估值差異。比如華為，在本土市場面對國企中興通訊(000063,股吧)的競爭，在政策支持上或許居于劣勢，而走出國界進入全球化市場，華為公司可能因此失去某種“制度紅利”，卻避開了中興通訊的壟斷市場而分享了全球化紅利，所以華為公司的盈利中有近70%來自于海外市場。從這個案例看，中國民營企業的經營思路重在取舍，舍了“制度紅利”或許可獲得全球化紅利。
　　價值觀的差異和估值差異是產生比較優勢的基礎，由此派生出另一個層次的全球化紅利。當年有一個理論說以市場換技術，以為中國的本土市場可以和跨國公司擁有的技術進行交換，而多年實踐證明，市場換技術的政策努力收效甚微。萬達院線以一千多塊銀幕占據電影票房的15%，再提高市場份額已難上加難，而銀幕廣告以播放銀幕的數量為計價依據。在萬達院線收購美國的AMC之后，又增加了國外五千多塊銀幕，萬達院線將其中國廣告客戶帶到美國，同樣以播放銀幕數量計價的廣告收入大增。不到兩年時間，萬達院線就讓長期虧損的美國AMC院線扭虧為盈并成功上市，不僅收回了大部分投資，還穩居全球第一大院線的寶座！這個案例說明，不是中國市場而是美國市場讓萬達院線獲得了相對技術優勢，分享了影視界的全球化紅利。
　　坐井觀天者看不到天下之大，心理上會覺得全球化紅利遙不可及，其實只是井下到井口的距離。思想的惰性會扼殺利潤的源泉，封閉的心胸會堵塞發展的空間。未來10~15年，全球化的民營企業將決定中國經濟能否超越“中等收入陷阱”，開放社會的夢想才會激發持續創新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