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發展到目前階段可以考慮實行差異化的生育政策，限制農村婦女的超生，補貼都市婦女的超生，特別要補貼職業女性的生育。
欲望都市的生育經濟學命題引出了“一胎化”之爭，無論從社會倫理的角度看，還是社會發展的角度看，國家的生育政策應該權衡利弊，作出選擇。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一胎化政策將導致勞動力供給不足，并可能使國民經濟陷入“未富先老”，所以一胎化政策遲早要解除。解除一胎化政策是方向，問題在于解除一胎化政策之前應該做什么？
日本早已進入老齡社會，老齡社會的創新力和消費力弱化是日本經濟“頹廢”20年的原因之一，如今日本政府反思當年的政策失誤之一就是未能及時鼓勵生育。俄羅斯正在面對人口銳減的危機，莫斯科街頭鼓勵生育的宣傳廣告是：“生一個好，生兩個更好！”普京總統在國情咨文中專門講到“俄羅斯家庭應該一對夫婦三個孩子”。俄羅斯從2006年實施《母親資本法》，生孩子的家庭月補貼達6000盧布，領養孩子的家庭月補貼8000盧布。法律規定每個家庭的“母親資本”高達25萬盧布。
一個國家的生育政策是關乎于國計民生的大事情，生育經濟學對家庭生育偏好的研究，不僅關注生產力，而且關注消費力。相對于美國、歐洲及日本而言，中國經濟消費率偏低的原因之一也是城市家庭的平均生育率偏低。可想而知，一個家庭多生一個孩子的消費總額會增加多少。然而在這里，城市化驅動消費升級的趨勢卻遇到了人性的“二律背反”：女性職業化一方面激發女性的消費欲望，另一方面會抑制女性的生育偏好。家務的社會化增加家庭生育成本，抑制個人消費欲望，人性的道德沖突由此浮現：女人的一生應該更多為孩子活還是為自己活？和社會學不同，經濟學把孩子定義為社會產品（Social Goods），把家庭的生育行為定義為社會勞動力的再生產，所以生兒育女在欲望都市具有家庭行為與社會行為的雙重屬性。既然生兒育女不僅是家庭義務而且是社會責任，生育政策是應限制還是鼓勵生育呢？
低收入的職業婦女擔心多生一胎養不起，高收入的職業婦女擔心多生一胎會影響事業，職業婦女階層的生育偏好整體下降，城市家庭的平均生育率自然下降。城市化就是女權的覺醒，都市家庭幾乎杜絕了強迫女性生育的家庭暴力。職業女性不會只生不養，通常也不會生而不教，家庭對子女教育的投資因此同時成為一種社會投資，這是未來高素質勞動力供給的保障。如此看來，城鎮化發展到目前階段就應該實行差異化的生育政策。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區，財政收入中可用于補貼生育的資源較多，經濟發展水平低的地區，可用于補貼生育的資源較低。從生育經濟學的角度看，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生育偏好不同，對嬰兒的教育投資也不同，所以也不應該實施“一刀切”的生育政策。由此看來，解除一胎化政策應從實施差異化的生育政策開始。國家應立法嚴懲棄嬰行為，并授權地方政府通過財政補貼鼓勵優生優育的家庭多生多養。
孩子是國家的未來，教育是未來的希望。只生不養或生而不教，不僅是對孩子的犯罪，而且是對社會的犯罪。在媒體曝光的青少年殺害父母親屬的事件中，可輕易看到兒童心理扭曲的主要原因是家庭冷漠或自幼失學。當財富的兩極分化讓社會難以規避家庭冷漠的條件下，政府就應建立對失學兒童的社會救助體系以減少青少年的心理扭曲。此外，還應建立健全職業教育體系，在目前“一刀切”的應試教育體系之外為豐富多彩的都市產業提供定向就業培訓，以改善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失衡。
取消“一刀切”的生育政策、建立社會救助、完善職業培訓體系，這是解除一胎化政策之前的三步曲。女性職業化與家務社會化是一物兩面，女性生育偏好的下降必將導致勞動力供給不足帶來的人口危機。風物長宜放眼量，中國應未雨綢繆，逐步從限制生育的政策轉向鼓勵優生優育的政策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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