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一個預言家來說，沒有什么能夠比活著看到歷史一步步驗證自己的理論更激動的事情了。1984年，年輕氣盛、大紅大紫的溫元凱在《中國的大趨勢》一書中預言了中國的種種機會與可能。20年來，當這些預言紛紛變成現實，溫元凱不需要著作等身便可以獲得足夠的聲譽。 2003年10月9日，在北京三元大廈的電梯間里，靠近門邊的溫元凱自然地充當著電梯操作工，除了專程來訪的記者，沒有人注意這位早已脫離風口浪尖的南洋林德董事長。而當他坐在自己夢想中的“東方麥肯錫”的會客室里，平靜地描述著并不遙遠的過去，那些沉重的思考、期待與陣痛像立體折紙般一一矗立起來。最早為溫元凱樹立地位的并不是那部影響了很多中國人的《中國的大趨勢》，而是他在1977年8月4日對鄧小平的直諫：我們的教育體制存在許多弊端。這位當時31歲的中國科技大學助教向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提出恢復高考和開放出國留學制度，被當場采納。于是1977年成為溫元凱人生道路上第一道分水嶺。在此之前，他是一名年輕有為的化學家；在此之后，他成為知名的社會活動家、演說家、經濟學者，一個文革之后的早期公共知識分子。 1980年，溫元凱成為自己直諫行為的受益者，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后第一批出國訪問學者之一到法國居里大學學習量子生物學。1982年回國，教學、科研、開公司、當改革先進典型，短短幾年在全國各地做報告500場，鼓吹改革，呼吁現代觀念。1986年，出任安徽省教委副主任，并當選為六屆全國人大代表、主席團成員，是第一部《企業破產法》的主要提案人之一，并提出過設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公民旁聽制度的立法議案。那應該是他人生中最繁忙而振奮的日子，他被港報稱為“中國當代四大思想家”之一，并在1988年被評為“中國改革十大風云人物”。1989年成為溫元凱人生道路上又一道巨大的分水嶺，這位崢嶸一時的人物一度陷入低谷。 1992年，溫元凱應邀到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做訪問學者，研究蛋白質的計算機藥物分子設計，業余時間出于好奇買進200股上海石化，4天后賺了800美元。不錯的運氣大大激發了溫元凱的興趣，最終竟促使他在1994年放棄自然科學研究，潛心探索國際金融發展之路，并與同仁一起創辦華爾街第一家來自中國大陸的投資公司。他買賣股票，為國內企業籌措資本，四處拜會風險投資家、銀行家、企業家，以至于他在20年后說出自己的朋友名單——比如默多克、索羅斯、比爾· 蓋茨——的時候口氣大得驚人。在華爾街闖蕩1000天，他一次比一次強烈地感受到中國金融市場上的巨大機會，最終于1996年2月回到中國，變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商人。但他無法擺脫自己作為一個社會活動家的影子，依然是在全國巡回演講，只不過內容變成了極力倡導金融、網絡與企業的結合，宣講風險投資和營銷革命。即便在1999年出版《闖蕩華爾街》一書時，他也將其定性為“金融科普讀物”。他在努力“將華爾街的資本搬到中國”的同時，似乎更注重把華爾街的精神搬到中國。用一位當年的報告文學作家的話說，他從“改革的傳道士”變成了“華爾街的傳道士”。他的巡回演講場場不離華爾街：從華爾街看中國經濟未來的十大投資熱點；從華爾街看中國的高新技術產業如何能成大氣候；從華爾街風云人物看中國股市未來的發展；從華爾街風云人物看中國教育培養創造型人才的必要；從華爾街看中國企業如何推進國際化運作。他的人氣驟升，也得到了各種各樣的評價。有人抨擊他是“投機家”，也有人認為他在地方上的名氣已經大得像個騙子。但溫元凱堅持認為，他這樣做對社會的貢獻要比做一個化學家大得多。現在，媒體對他的采訪議題大都集中在他所締造的南洋林德企業顧問有限公司，集中在中國咨詢業的前景，或許會關心一下他的職業生涯，但是人們往往忽略了溫元凱的真正意義——他一直是一位改革進程溫度計式的焦點人物，他過去的25年印證著時代的巨大變遷。當然，他對自己的歷史地位的絕對自信超出了我的事先想像。與57歲的溫元凱談話，你無法回避動蕩的昨天。但你同樣能夠強烈地感受到他對未來的年輕人一樣的自信。既然20年前他能夠洞察到今天的變化，那么我們不妨再聽這個沒有一絲倦怠的人用他的經驗法則講一下未來的10年。 問：我發現你的公司的員工一律稱呼你為“教授”，是不是因為你的知識分子情結？答：國外很少用“知識分子”這個詞，而是用“學者”。在學者和商人之間，我愿意兩者兼而有之。我不知道是否有一種獨立于社會之外的學術，但我不想做迂腐學者，滿身酸氣，更愿意做一個生動活潑、有見地的學者兼商人。 問：什么見地呢？答：就是說，希望做一個有科學家背景，又能夠關心國事的商人，或者叫做金融企業家也好。或者將來條件成熟了，就做一個有企業家頭腦的、關心國事的學者。問：聽起來你對未來很樂觀。但在過去的25年中，你的境遇大起大落…… 答：我在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我在中國和美國都有自己的公司，可以把兩邊的資源和關系整合在一起。我有綠卡，可以自由出入。25年來的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人建國以來最大的成就。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已經在全世界得到非常廣泛的認同，綜合國力與國際地位不斷提高，這給全體中國人——包括海外的中國人——帶來了巨大利益，這里面當然也包括我的利益。我現在非常愉快。 問：那么25年來在經濟改革與社會發展中有沒有失誤？答：應該看到，改革開放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它是一個雙重的體制的轉換，就是從計劃經濟向全面的市場經濟的轉換，從國有獨資的所有制朝著產權多樣化的所有制轉換，必然涉及到一大批人的利益再分配，一定會引發種種相關的問題。但出現的問題不能簡單地稱之為失誤。最近我注意到國內理論界提到了失衡的問題，包括區域發展的失衡，貧富差距的失衡，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失衡，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之間的失衡，財富增加和道德文化素質之間的失衡，等等。某些矛盾處理不好，也有可能引發更嚴重的社會沖突，影響社會和政治的穩定局面。如果我們不注意就可能變成我們最大的失誤。我們注意到新的中央領導集體已經提出了一個協調、全面、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思路。我們的確需要一種更均衡的發展觀念和發展模式，在注重效率的同時不能犧牲和忽視公平。國家的宏觀公共政策的價值理念需要做出調整而且正在做出調整。問：這就是說，過去讓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的發展策略與現在的失衡現象有關系？答：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并沒有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更沒有錯，這些是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的特定產物，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但當市場經濟向深度發展的時候，發展觀和政策體系當然要做出更新，這是一個技術層面的問題，與歷史評價無關。 問：那么未來10年，中國會有什么樣的顯著變化？答：中國肯定將進一步縮小和工業發達國家的經濟實力和生活水平的差距。當然，我們要花更多的精力來調節我們的失衡問題，加快政治體制改革，創造一個更加民主、更加寬松的發展環境。公民權利將得到完善與保障，這是實現均衡、協調發展的一個基本條件。這將是一個非常顯著的變化。問：有一種判斷是，當人均年收入達到1000美元的時候，中國經濟將陷入一個比較長的徘徊期。作為一個樂觀主義者，你認為中國經濟的下一輪增長點是什么？答：依然是互聯網經濟。但我所說的互聯網的概念遠遠超過了網站的概念。因為互聯網將繼續對整個世界和中國的社會觀念、思維方式產生深刻的影響。在未來10 年，互聯網將進入中國的主流社會，進入政治體系。將來全世界就會分成兩大類人：進步的上網的人，和不進步的落后的不上網的人。如果你今天對互聯網一無所知的話，絕對是落后生產力的代表，而掌握互聯網這個利器的人就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電子政務將深刻地改變政府的治理模式。從全球范圍講，生物經濟的崛起將對網絡經濟的資金形成分流，但在當前中國，互聯網其實還處于一個極其幼稚的階段，空間極其廣闊。1000萬網民里70％是 30歲以下的人，是沒有錢的大學生、中學生和處于財富積累時期的年輕人，他們大部分都只不過上網看東西，而沒有用網站，里面的現金流量非常少。如果說有 1000萬企業人士上網，而其中有幾十萬是老總們的話，就不會是今天這個局面，網上就會出現大宗交易。網絡經濟只有進入中國經濟的主流社會，才能成為新的增長點。 問：你認為在你在《中國的大趨勢》的預言有哪些變成了現實？答：當時我最重要的一個觀點，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不可逆轉性。改革開放是中國的大趨勢，是中國的必由之路。過去是，將來也是。盡管在改革開放中有種種的反復、曲折，甚至有部分時間的倒退——比如有一段時間我們甚至認為私營經濟是社會動亂的根源，一度壓抑了民營經濟的發展——但是這都無礙于中國改革的進程。我最看重這一點。 問：25年來對你影響最大的一個人應該是鄧小平。答：我非常崇拜鄧小平。我認為鄧小平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和中國革命史上的最偉大的改革者。1977年國務院科教工作座談會結束時，鄧小平設宴會，我給鄧小平敬酒，他對我說：溫元凱，你是這次會議代表中最年輕的一個，到我這樣的年齡一定要做出更大的貢獻。這句話激勵著我到現在一直很努力地工作，堅定不移地相信自己能夠很好地為國家、社會、民族做點應該做的貢獻。但對我影響最大的還有默多克、索羅斯、比爾·蓋茨和李嘉誠。他們在經濟上的巨大力量，他們成功以后對社會的貢獻，不僅僅影響一個國家，而且影響到全世界。一個企業家的價值觀和世界觀將決定著他的事業的廣度和深度，這也是中國企業家最匱乏的東西。 問：你好像不太關注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問題。答：隨著民營經濟的發展，我們的國企改革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退居到一個次要地位。毫無疑問，未來10年，民營經濟將成為中國經濟的支柱。國有企業的問題將隨著國有企業總量的減少而減少。 我知道你還有各種各樣的擔心，但我很有信心。 問：你是不是也有一個“三中全會情結”？答：全世界都有這樣一個“三中全會情結”，關鍵就在于當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起到了中國改革開放的遵義會議的作用。我當然也希望十六屆三中全會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同樣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可以預期的是，中國一定可以建立一個開放的、多元的市場經濟體系，一切與這個目標不相適應的東西，都應是改革的對象——包括所有體系。當然我們在做法上要慎重，要打造一條通向未來的安全穩定的通道，我反對任何冒進式的改革。但我更反對以國情為借口阻礙改革。我們看到中國新一代的領導集體正在有力地推動這個進程，所以我非常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