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機之后，貨幣政策成為萬眾矚目的熱點，財政政策卻相對落寞。這和危機時期的政策選擇有一定的關系。
首先，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后，首要的任務是救助金融體系，避免出現系統性的風險。各國在這方面仍然犯了不少重大的錯誤，比如，英格蘭銀行由于出手太慢，導致有著上百年歷史的北巖銀行被擠兌破產，美國政府猶豫不決，最終還是沒有救助雷曼兄弟，導致危機從金融領域擴散到了整個全球經濟。但總體來講，這次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帶來的沖擊遠遜于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貨幣政策挺身而出、力挽狂瀾。
其次，在刺激經濟增長的時候，貨幣政策也明顯地比財政政策更活躍。在西方國家，政府面臨債務壓力，財政政策的騰挪空間有限，只得倚重貨幣政策。在中國，所謂的四萬億刺激政策，名義上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實際上是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相比，貨幣政策來得更快，力度可以更大。在決策的時候，政府考慮的往往是如何使得政策的操作成本最小化，那么，貨幣政策是最稱手的工具。
最后，貨幣政策之所以更引人注目，是因為危機之后，各國央行實行了各種超常規的貨幣政策，從政策工具到實施手法，花樣翻新、層出不窮。與之相比，財政政策幾乎沒有任何新的創新。增加稅收幾乎是不可能了，減稅的效果又不清晰，要想增加公共支出，需要有合適的項目、需要有監督和制約，件件都是頭疼的事情。
難道財政政策真的過時了？
自從有國家，就有了國家的收入和支出，但經濟學上所講的財政政策，則是一個較為晚近的事物。這基本上是凱恩斯經濟學的產物，即凱恩斯所倡導的，在經濟出現波動的時候，可通過財政的手段，平抑經濟周期波動，保證失業率接近均衡值。
在凱恩斯之前，經濟學主要關注存量，及政府的債務余額、財政償付能力，從凱恩斯開始，經濟學開始關注財政收入和支出的流量對宏觀均衡的影響。在凱恩斯的模型中，短期內價格具有粘性，難以迅速調整至宏觀經濟均衡水平，可能會導致總需求不足。總需求不足將導致非充分就業。財政政策可以通過改變總需求，導致產出水平的變化。具體而言，政府可以在企業不愿意投資的時候增加投資、在家庭不愿意消費的時候增加消費，起到帶頭和引導的作用，政府也可以通過補貼或減稅的方式，鼓勵企業增加投資、家庭增加消費。總需求上升了，供給馬上就會跟著上升。
在實踐操作中，如何衡量財政政策的效果，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經濟學把政府花一塊錢能創造出幾塊錢的產出，稱為“財政乘數”。怎么甄別出來財政乘數的大小？經濟學家們始終爭論不休。比如說，根據標準凱恩斯理論，以擴大公共消費或投資為目標的積極財政政策比以減少稅收或增加個人轉移支付的政策更有效。這是因為當給消費者一元錢時，由于消費者的儲蓄傾向，該收入并不一定轉變成需求的增加。但在經驗研究中，有的學者發現恰恰相反，稅收乘數會大于支出乘數。到底是擴大支出還是減稅、一國處于經濟周期的哪個階段（繁榮時期還是衰退時期）、一國的貿易開放程度、匯率制度等一系列因素都會影響到財政乘數的大小。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如果國家的經濟規模較大，財政乘數可能也會較大。如果一國的社會保障體系更加完善、財政政策的乘數也就越大。
當然，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針對凱恩斯式的財政政策，經濟學家提出了各種質疑，很多學者甚至認為財政政策是完全無效的。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包括：（1）“擠出效應”：如果財政擴張導致利率提高，可能在公共需求增加的同時，把私人需求擠出了，總需求不會增加。（2）“李嘉圖等價”：居民是有理性的，他們看到今天政府增加支出，就會想到明天政府會提高稅收，于是，他們會未雨綢繆，預先增加儲蓄。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擴大財政支出是否會導致本國利率顯著高于世界利率，是值得懷疑的，因此，國際資本流動會降低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李嘉圖等價”只有在特定的假設條件下才成立：比如說，政府支出對居民的未來收入沒有什么影響（但政府對公共教育、基礎設施的投資很可能會導致個人未來收入提高）；沒有信貸市場上的流動性限制，居民在預期未來稅收下調時可以馬上在當期借入資金，而在預期未來稅收上漲時在當期儲蓄更多資金。
財政政策的穩定職能之所以在20世紀末受到普遍的懷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一些國家濫用財政政策導致的失敗。美國在二戰之后實施了“偉大社會”的宏偉計劃，同時還要應付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帶來的財政壓力，導致債務水平逐漸積累。20世紀70年代，當遇到第一次石油危機的時候，美國果斷地采取了財政擴張政策。20世紀80年代初出現了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羅納德 里根政府提出大幅減稅和增加軍費開支。雖然這一方案受到“供給學派”的啟發，但其實際上屬于凱恩斯主義擴張。克林頓時期一度出現財政盈余，但到了小布什時期財政赤字就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20世紀80年代末資產價格泡沫破滅后，日本實施了大規模的財政刺激計劃。1992年8月至2002年2月間，日本政府共實施了12項財政擴張性方案，主要用于公共投資項目。但這一大規模的公共投資并沒有扭轉日本經濟的頹勢，這是因為日本經濟復蘇的主要障礙是私人部門曠日持久的去杠桿化進程和銀行業的問題資產，財政政策對解決這類問題作用不大。而大規模財政擴張的結果是債臺高筑。日本已經成為發達國家中債務余額占GDP比例最高的國家。
積極的財政政策未必總能對經濟增長起到立竿見影的作用，有時候財政緊縮反而伴隨著經濟增長，比如1982至1986年間，丹麥的財政緊縮程度約為GDP的10%，卻成功地實現了經濟復蘇，這被稱為“反凱恩斯效應”。
然而，在全球衰退的今日，財政政策發揮更積極作用的大部分條件都是存在的：全球經濟受到了嚴重的需求沖擊，全球產出出現負缺口，加劇了通貨緊縮風險；全球短期利率處于低位，政策利率接近零，因此，不會存在擠出效應；由于銀行惜貸，受信用約束的家庭和企業的比重增加。因此，與正常情況相比，此時向市場注入資金有望提高需求；全球各國相互協調或者至少是同時實施刺激政策。因此，即便是在浮動匯率制度下，財政政策的效果仍然不會打折扣。
貨幣政策不能替代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優勢是出招快，但由于復雜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其發揮作用會存在時滯，效果也并非可控：央行可以把錢發出去，但企業和居民怎么用這些錢，央行就無法控制了。財政政策需要事先有預案和準備，要經過漫長的預算審批，所以出招慢，但一旦實施，可以直接通過影響企業和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對投資和消費帶來影響。從這一點來看，財政政策又比貨幣政策快捷、有效。貨幣政策好比地毯式轟炸，其實炸彈掉到哪里，投彈手自己也不知道。財政政策好比狙擊手射擊，要瞄準半天，但如果把握住了好的時機，必定一槍命中。
財政政策的另一個好處是可以配合結構性改革。好的財政刺激政策，一定要配合穩健的中期財政穩定計劃，這樣才能提高政府的信譽度，“錨定”公眾的預期。財政政策要發揮定點瞄準的優勢，可以因勢利導，起到“四兩撥千金”的效果。不必擔心財政政策的決策曠日持久、爭論不休，這恰恰是財政政策的優勢所在。和專家治國的貨幣政策理念相比，財政政策更加民主、透明，能夠提高公眾對政策決策的參與程度，使一國之民，對政府所行之事，皆覺痛癢相關，且能依理就事、縷析利弊、合同存異。惟有透明、公開的財政改革，才能厘定政府與市場之間的界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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