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帆：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 經濟增長有其偶然性的因素，有運氣的成分在內。一個小小的創新，可能會突然開始擴散，終于形成燎原之勢。 （圖片來源于網絡） 往前追溯數代，我們幾乎都是窮人的后代。我的爸爸是個農村娃，拼命讀書的唯一目的就是為了不再當個農民，而我的奶奶一輩子都沒有上過學。窮人的現在，就是我們的過去，這是我們應該去關心窮人的道義所在。但是，怎樣才能讓哪些在貧困線之下掙扎的窮苦大眾改變命運？最有效的辦法就是經濟增長。 經濟增長并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經濟增長不可能給我們帶來人生的幸福和心靈的安寧，經濟增長不可能保證我們有一個清潔的環境，經濟增長也不會自發地糾正收入不平等。但是，經濟增長確實可以立竿見影地減少貧困。從各個國家的經驗來看，最強勁的經濟增長伴隨著最快速的貧困削減；相反，一旦經濟陷入衰退，首先遭殃的就是窮人。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東南亞的很多工薪階層，一夜之間又掉到了貧困線之下；東歐國家的經濟轉型過程中，很多原來的中產階級被甩進了貧窮的深淵。當人均GDP增加之后，饑餓、死亡率、貧困率都會下降，而在人均GDP水平較低時，不僅貧困人數龐大，而且意味著較高的嬰兒死亡率、孩子們忍饑挨餓且沒有上學的機會、婦女受到歧視和壓迫。 怎樣才能實現經濟增長？大哉斯問。正如著名經濟學家盧卡斯說的，經濟增長這個問題是如此令人著迷，經濟學家一開始想就沒工夫再去想其它問題了。遺憾的是，一代代經濟學家上下求索，卻仍然沒有找到實現經濟增長的靈丹妙藥，艱難的探索，留下的是一串失敗的教訓。這些失敗并非完全沒有價值，正是這些失敗的教訓，能夠幫助我們加深對經濟增長機制的理解。 最初，經濟學家們關注的是發展中國家存在的投資缺口，這一觀點建立在多馬模型的基礎上。多馬模型號稱是關于經濟增長的第一個理論模型，但這一模型存在著嚴重的缺陷。多馬假設生產能力和資本存量保持固定的比例。之所以這樣假設，是因為多馬在1946年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仍然有很多人失業，多馬認為這將是一個常態，工人將追逐機器，所以只要集中考慮資本存量就行。如果我們假設產出和資本存量保持固定的比例關系，那么，產出的變化和資本存量的變化也會保持固定的比例。進一步，我們會推出來，GDP的增長率和投資率（投資占GDP的比率）將保持固定比例。如果我們心目中有一個合意的GDP增長率目標，就能求出與之對應的合意的投資率。投資來自于儲蓄，但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儲蓄率不夠高，這就存在“投資缺口”。 為什么發達國家會想到要對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借助外資彌補“投資缺口”呢？這是由于冷戰的背景。有一位經濟史學家羅斯托認為，蘇聯等計劃體制國家能夠通過“強制儲蓄”，更快地提高其投資率，實現快速經濟增長，這是計劃體制的“特定優勢”。如果西方不對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就會有更多的發展中國家變成社會主義國家。他的這一觀點引起了一位野心勃勃的參議員的注意，他叫約翰·肯尼迪。肯尼迪成功地敦促國會通過了對外援助法案。 大規模對外援助的結果如何呢？幾乎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依靠對外援助實現了經濟增長。影響投資決策的是投資的回報率，如果投資的回報率高，人們自然會樂于投資。但對外援助無法提高投資的回報率，所以當這些受援國拿到更多的錢之后，它們只是把這些錢輕易地揮霍掉了。 痛定思痛，經濟學家們又提出，決定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是技術進步，為了讓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增長，要勸說它們對教育和科研進行投資。20世紀60年代之后，發展中國家出現了“教育爆炸”。1960年，只有28%的國家實行了100%的小學普及教育，如今，一半以上國家都完成了這一目標。1960年，29%的國家根本就沒有大學生，現在，沒有大學生的發展中國家寥寥無幾。但是，教育爆炸推動了經濟騰飛嗎？沒有。1960-1987年間，贊比亞的人力資本增長速度高于韓國，但其經濟增長率卻比韓國低7%。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國民受教育年限并不遜色于西歐和北美，但其人均GDP卻遠低于后者。比如，美國的中學入學率為97%，烏克蘭為92%，但美國的人均GDP卻相當于烏克蘭的9倍。科學技術也不會自動地帶來經濟繁榮，因為科技必須和市場結合。記得羅斯福總統曾經說過，當領導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自己在前面跑，回頭一看，沒有一個人跟上來。技術過于超前，市場沒有更上，那么這樣的創新就只能是先烈，不可能是先驅。 還有經濟學家主張節制生育，他們認為人口太多是經濟落后的主要原因。聯合國也跟著起哄，他們購買大量的避孕套，免費發放給發展中國家。在薩爾瓦多和埃及，人們收到的避孕套太多，根本用不了，當地的人們別出心裁，把這些避孕套當氣球吹起來，裝點足球場。 避孕套的價格大約為33美分一只。要不要孩子是人生的大事，難道夫婦們會因為33美分而改變自己的決策？與其說人口出生率的高低是經濟增長的原因，不如說是結果——當經濟發展程度更高之后，人口出生率自然就會下降。在農業社會，甚至到工業社會初期，孩子都是“投資品”。五歲的孩子就可以去打豬草，十幾歲的孩子就可以去當學徒，給家里賺錢。可到了現在，孩子成了“消費品”，不，更確切地說是“奢侈品”。沒有哪個父母會出于獲得回報的目的去養孩子，現在養孩子的唯一動力就是圖個樂，以苦為樂。父母怎么可能還會生那么多孩子呢？ 人口多，真的就是經濟增長的負擔嗎？如果經濟體系出了問題，沒有辦法把每個勞動者的潛能發揮出來，當然會引起糧食緊張、就業緊張等問題，但如果經濟體系運轉順暢，人口數量增長就意味著勞動人口增長，自然會增加經濟活力。人口密度增加之后，還會擴大市場的規模，導致分工進一步細化，同時刺激技術創新，對經濟發展都是利好消息。人口到底是累贅，還是財富，不是人口本身的問題，是體制的問題。 在探索經濟增長動力的過程中，經濟學家們還發現，政府有時候可能會是阻礙經濟增長的原因。政府的失誤可能是出于無心，比如有的發展中國家急于加速經濟增長，不惜采用擴張的貨幣政策放水，最終導致了惡性通貨膨脹；有的發展中國家盲目舉債，尤其是借了大規模外債，最終導致債務危機；還有的發展中國家一度信奉自力更生的政策，閉關鎖國，拒絕和國際市場來往，失去了通過國際貿易的渠道學習到先進技術、先進管理經驗的機會。 也有一些是政府有意犯錯。官員并非圣賢，在錯誤的激勵機制下，他們會追求自己的利益，而非公眾的利益。腐敗問題在發展中國家普遍很猖獗，簡單地說，腐敗相當于對企業的經營額外增加了一道稅收，但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更為深遠。在一個腐敗的體制下，規則極其不明晰，企業家不敢進行長期的投資。如果尋租比創新能夠獲得更多的收益，企業家會把他們的才能都用于和官員搞好關系，稱兄道弟，而非調查市場、研發新產品。 如果我們并沒有找到實現經濟增長的靈丹妙藥，而且經濟增長還經常會受到各種各樣的阻撓和限制，為什么這個世界上還會有經濟高速增長的成功案例呢？ 我們不得不承認，經濟增長有其偶然性的因素，有運氣的成分在內。一個小小的創新，可能會突然開始擴散，終于形成燎原之勢。 1980年之前，孟加拉國幾乎沒有服裝業。全國的服裝工人加起來不到40人。這一年，一位孟加拉國的企業家努爾·卡迪爾創辦了一家服裝公司。卡迪爾曾經做過官員，他交游甚廣，為了提高產品質量，他找到了一個合作伙伴，韓國的大宇公司。大宇也正想找到一個海外的生產基地，繞開美國和歐洲對韓國襯衣出口的配額限制，雙方一拍即合。 1979年，卡迪爾送了130名員工到大宇接受培訓。孟加拉國的工人學得很快。1981年，卡迪爾的公司就終止了和大宇公司的合作，他們現在能自己干了。1980年，卡迪爾的公司生產了4萬件襯衫，到1987年，產量就達到了230萬件。 故事還沒有結束，在卡迪爾送去培訓的130名員工中，有115名后來離開了卡迪爾的公司，自己當了老板。他們不僅生產襯衫，還開始生產褲子、背心和襪子。不到10年，孟加拉國的成衣出口額達到了20億美元。 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經濟增長的奇妙之處就在于這種出人意料的偶然性。凡是為政者自認為能夠通過設計、規劃、指導，推動經濟增長的時候，十有八九是會以失敗告終的。要想促進經濟增長，首先是要有一個適宜的制度環境，鼓勵人們去創新。即使在一個適宜的制度環境中，創新也是可遇不可求的，為政者只能耐心地等待、細心地觀察。創新和生活中的美一樣：生活中不是缺乏美，而是缺乏對美的觀察。最終，一旦發現有好的創新，政府就可以擔當起推廣者的角色，好讓這些成功的嘗試能夠迅速地溢出，觸發創新的鏈式反應。“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經濟增長之所以如此稀缺，歸根到底是缺乏不擋道、不盲動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