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中關村軟件業“元老級”人物，卻傾心于國學研究，最終走上清華大學的講堂。在他眼中，當下中國有必要重拾國學，恢復傳統文化。如此，才能留住中華之根
從“治大國如烹小鮮”，到博鰲論壇的“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中國傳統文化的哲理性被展現至國際舞臺。
這樣的信號，讓諸多中國古文化學者和國學研究者頗為振奮。許文勝就是其中之一。
從中關村到象牙塔
“整整10年，我在中國傳播咱們中國人自己的理論”
“習總書記幾次在公開場合提到的古文都包含著哲學思想，他提倡文化。”他對法治周末記者說。
許文勝是北京人，曾與雷軍、史玉柱們同為“中關村元老”，為中國互聯網的起航拼命。如今，他已退出互聯網領域，成為清華大學國學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專心做起國學研究。
1997年，28歲的許文勝“純原創”太極管理理論，通過對《易經》的深入研究，將太極、八卦、陰陽等看起來玄而又玄的東西，變成可操作的模型，用以指導組織運營。
法治周末：上世紀90年代，正是西方理念、包括管理理念等在國內大肆風行之時。當時，你為何會選擇逆流而上，創立太極管理理論？
許文勝：我是計算機專業出身，不是學文的，中國軟件業最早一批從業者。當時我們開發了炎黃辦公系統。后來，我跟朋友創立了當時最大的互聯網公司東方網景公司。這家公司后來間接成就了很多企業，比如新浪網和騰訊網。
當時在公司管理中，我發現互聯網流動率特別高。所以我根據《易經》中的卦，搭出好多管理模型，然后把這些模型塞到管理上，并用于公司的所有領域，包括品牌規劃、戰略、人力資源等。
法治周末：為何選擇《易經》？
許文勝：上大學時我就研究《易經》。當時沒有老師教，我也不是學院派。《易經》是研究規律的學問，我想利用對它的研究，搭出一套完全中國式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模型。
法治周末：將這套純中國式的管理模型應用于東方網景公司，收效如何？
許文勝：當年用的結果是，其他互聯網公司當時人員月流動率是10%，我們將近300人的公司，一年走了5個人，這5個人還不是主動走的，是我們請走的。而且，在那個互聯網燒錢時代，公司連續盈利5年。
法治周末：為何后來選擇退出互聯網行業，專心做太極管理和國學研究？
許文勝：由于一些策略原因，我把公司股份轉讓了，然后決意將太極管理整合和研究國學。從2002年開始，我去美國呆了段時間，跟美國大學合作，將太極管理完整化、系統化。
這個理論后來在清華大學成立了管理研究中心，專門研究用中國國學和管理結合的各種模式，為中國企業服務。
2003年，我的第一次課是在中央財經大學講的，“非典”前一天。到今年整整10年，我在中國傳播咱們中國人自己的理論。
給美國政府組織上課
“為什么別的國家都拿去用、而我們自己不用呢？”
如今，許文勝已為約15萬企業家上課、培訓，給予國內外許多企業以管理指導和咨詢，其中不乏中鐵、海爾、中國工商銀行(601398,股吧)、百事可樂等大型企業。他甚至將課堂開到了美國政府組織內，推動中國傳統哲學思維“走出去”。
記者旁聽過一次許文勝的國學課。整整半天時間，聽課的企業中層領導幾乎全都饒有興致、聚精會神。他把“玄”的東西講得很“白”、很實在。
計算機出身的許文勝，還將自己感悟到的國學體系圖形化，自創“國學樹”。他認為，這棵樹的根，便是《易經》。
出于對“根”的推崇，他主持創建了中國首個《易經》領域的學術網站太極·易，至今已發展為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和易學研究的世界最大公益網站之一。
包括楊振寧等知名學者在內的許多人認為《易經》是迷信、偽科學，但許文勝卻堅持認為，《易經》閃爍著辨證哲學的光輝。“研習《易經》可以學習分析事物的方法，并深刻領悟古人的智慧，拓展大腦的創新思維。”
“敬天愛人、利他合宜、重視環境、兼愛非攻、遵循宇宙自然規律……這些都是祖宗給我們留下來的好東西，為什么別的國家都拿去用、而我們自己不用呢？”許文勝說。
法治周末：太極管理理論的核心、或者說精髓是什么？
許文勝：在我看來，太極是指事物的本質。而太極管理便是“直擊問題本質和要害的管理”。不是問題關鍵，不抓；要抓就都是問題的關鍵點。
同時，太極管理另一個精髓在于人。企業管理最終是用人的，用人的核心是企業的關鍵員工。太極管理教企業怎樣找到、或訓練出最適合本企業的關鍵員工，并讓其長期穩定存在。
一方面“用人”，一方面“玩策略”，企業只要把這兩項搞定就夠了。管理模式上全部用陰陽結合的管理模式，既有高效，又有自由放松，還要學會利用天時、地利、人和。
太極管理是把華為的“狼性模式”和谷歌的“小孩兒模式”結合在一起。
法治周末：你用中國古老哲學思維來搭建純中國式的管理理論，少有借鑒。這個過程當中，有沒有遇到什么瓶頸或困難？
許文勝：東方網景這個“小白鼠”幫我消化了很多瓶頸。比如在搭建管理架構時，怎樣才是最合適的。
互聯網原有架構和東方網景公司不一樣。互聯網原有架構比較松散，當時也沒太多管理經驗。但我用了完全一套流程化的架構體系來做。在這套流程體系中，我全部都搭成陰陽的結構一個陽的職位配一個陰的職位，有一個主職位必配一個副職位。
在組織架構上，對應不同的屬性，讓屬性之間有互相促進和互相抑制的關系。再把管理做成一個圓環，每一個地方出了問題，兩邊都報警。這樣就最大限度抑制了“蝴蝶效應”。
法治周末：這與西方管理模型有何不同？
許文勝：西方的管理模型很好，在中層和基層非常適用。因為中基層就是純流程化，不考慮市場問題，也不考慮太多的人際問題。我鼓勵中基層學西方的模型。
而到了中高層，管理就不是一個簡單的科學，更多的是哲學。我的模型只針對中高層。領導層學會之后，他自己就會有一套管理模式。比如他可以把競爭對手和自己的模型搭出來，就會知道自己的產品有沒有優勢，有什么樣的優勢。
法治周末：你接觸過許多企業管理者，感覺在企業文化建設方面，中國企業是怎樣的現狀？
許文勝：只要在中國做過20年以上、又在持續發展的企業，一定不是學西方的。一定是以自有的理論體系、同時結合西方的。不管是聯想、海爾，還是萬象，全都有自有體系。單純學西方的公司，基本上都存活不了。
法治周末：是因為水土不服嗎？
許文勝：這是第一個原因。第二是因為，西方管理模式不考慮天時和地利，即環境。
西方的思維方式傾向于單一的價值判斷，即線性一元化的邏輯思維，這種方式判斷問題往往非黑即白，存在片面性。在這種思維方式的指導下，西方管理理論往往只考慮單獨現象之間的關系，無法系統地抓住問題的本質，容易產生“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弊端。
而太極思維則是一種圓形的系統思維。它從多角度看待問題，避免將事物割裂研究。這種東方思維是在空間、時間、人的整合關系下分析事物的規律。
但任何模式都不能說是錯誤的，要看用在哪個企業。有的企業適合游擊隊模式，有的適合績效模式，有的適合兩個結合的模式，有的適合文化管理模式，全不一樣，得有針對性。
留住品德底線
“品德感下降的同時，人們對法治的信任度也會下降。”
除了為企業提供咨詢、給企業家培訓等主體工作，許文勝還經常受邀為政府部門提供咨詢。
最近，他對衛生部有關負責人提議，改變衡量醫生的標準。“不是比誰看的病人多，而是看誰的治療有效；不比誰賣的藥多，而是看醫藥比(醫治效果和花費的藥費之間的比例)。”他說。如今，這一提議被一些醫療改革試點采納。
許文勝自稱是“披著西方外皮的中國人”。他的許多行為方式很美國：談話直接、不愛宴請、提倡“十八歲踢出家”的子女教育方式、熱愛美國鄉村音樂。
但同時，他的思維模式卻是中國傳統的、“太極的”。他推崇無激素的中草藥飼料，希望恢復國學教育，堅信法與德在當今中國社會的核心地位。
“你可以學西方，但你要知道你的根兒是啥。我不希望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在這一代斷掉。”許文勝說。
法治周末：除了企業管理，在社會管理上，太極管理模式能夠適用于哪些方面？
許文勝：都適用。但還要根據社會發展周期來決定。
比如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最大的特點是老百姓接受知識的層次大相徑庭，利也不同。所以在發展過程中，現在比較適合開放性的集權模式。中國改革30年就是這樣過來的，還可以繼續這樣發展。
法治周末：改革30年，我們雖取得很多成就，但也出現了許多問題。你認為原因是什么？
許文勝：我們進行了高物質的飛速發展，這種發展模式使人們都向物質看齊。一旦所有的人，在精神層次，都以物質為基礎，那么社會就沒有了任何的倫理底線、品德底線。
法治周末：為何用“品德”一詞而非“道德”？
許文勝：道，本意是指宇宙自行運轉的規律系統；德，是指所有人要以宇宙標準辦事，眼心統一。德是在道的規律基礎上，人們形成的思想行為準則。道德的本意并非現今的道德之意，所以我用“品德”。
沒有品德底線，當然更不符合道德。改革開放30年來，我們忽略了對人的精神層次的培養、對人的整個信仰價值觀的培養。
法治周末：越來越多的人也開始認識到這個問題。在你看來，我們應當如何彌補？
許文勝：首先，社會主義的價值觀本身是一個很良性的價值觀。這個價值觀應該大力去提倡、推崇，因為它講人人的平等、社會的公正。
但同時，我們應該把優秀的傳統文化價值體系搬回來。比如儒道釋三家的價值體系，它們都很好地給我們講了人類應當怎樣地發展。現在，最應該大規模恢復國學教育，同時吸納西方的知識，這才是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法治周末：恢復國學教育，關鍵點在哪里？
許文勝：保留中國文化的根的重要途徑，在于語文教育。語文教育是中國文化的基底。現在很多人重視英語遠勝于語文，這太可怕了。
同時，東方文明復蘇最大的妨害不在國外，在國內，在掌握一定權力的、被西方文化洗過腦的人。所以要大力地向他們灌輸國學教育。
法治周末：靠什么來灌輸、恢復？
許文勝：靠強勢。只能是國家領導層理解了，大家有了共識，這種恢復的速度會很快。15萬企業家聽我的課，企業層很多都認識到了國學的重要性。但這種認識的力量是很小的。
法治周末：自上而下地推動，這是唯一的途徑嗎？
許文勝：唯一的途徑。
法治周末：你主張把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的精髓搬回來，希望會有怎樣的效果？
許文勝：我不希望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在這一代斷掉。雖然中華民族還存在，但如果你的文化斷掉了，其實你的民族性就沒了。
在意識形態領域，我們離斷掉已經很近了。我們吃漢堡是光榮的，我們穿西服是正規的，我們念英文詞兒是特別有檔次的……你看，你的吃穿住行已經被全方位西化了。
西方的東西沒有錯，應用它也沒有錯，但你要保留住自己的，你要知道自己的根兒在哪里。在保留自己的基礎上用西方，這是沒錯的；在扔掉自己文化的基礎上用西方，這就叫數典忘祖。
法治周末：如果按你說的恢復國學，那么以理工學科為基礎、在當今世界占極為重要地位的科技呢？
許文勝：中國是一個從來不缺乏創新的國家。只是我們對國內的創新是沒有保護的。我們只在大力保護國外的創新，而輕視了中國國內的創新。
我們有很多好的發明，都是特別應該保護的，比如說“無煙鍋”，后來由于各種利益的原因沒有被保護。這就導致國內很多創新者不愿意原創發明，喜歡做山寨。當然，做山寨國外瞧不起，國人也瞧不起。
法治周末：你是指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力度還有待加強。
許文勝：對。所以要鼓勵創新機制，首先要鼓勵所有原創發明的保護，即知識產權的保護。對中國內部知識產權的強力保護。可以極大地推動中國科技的發展。
法治周末：創立太極管理之后，你選擇了更廣泛地研究國學，并將其實用化。依你對國學的了解，法治在中國古代社會是怎樣的形態？
許文勝：將“法”這個字拆解開，古意是流動的水一直貫穿，講人和環境的準則。中國古代社會不僅有法，而且是有法可依、執法必嚴。
中國的法家很厲害，它講的“法”包括法、勢、術，比西方多后兩個。法是制度，術是手段，勢是權勢，即獎懲之權。
這是非常好的法制體系。明法之后，不同層面的人結合相應的“勢”，比如給一個地方官做事的權力，但做不好，他要承擔所有的責任。然后要有“術”，即懂得在不變的原則基礎上，有手段可以靈活調整。
這就是中國法跟西方法的不同，三駕馬車并行。卡扎菲的失敗就在于“有術而慢法”。
法治周末：那你如何看待法治在當下的意義？
許文勝：在一個發展中國家，德與法占有核心地位。一個是思想層面的灌輸，一個是行為層面的規范。法治規范人的行為，但光規范而沒有品德教育，有漏洞照樣鉆。有法必有漏洞，品德教育解決漏洞問題。二者是一個事物的兩面，一陰一陽為指導。
法治周末：二者缺一不可。
許文勝：對。只要規范一出來，它一定有缺陷、有漏洞。比如，計劃生育政策，好的一面是解決人口太多的社會問題；不好的一面是容易出現被嬌慣的孩子。
法治很重要，但品德感的訓練也重要。二者是一個車的兩個轱轆，缺不了任何一個。品德感下降的同時，人們對法治的信任度也會下降。
所以要由品德掛帥。品德學好了，法治理念自然會強。現在中國法治很全面，但執行的為什么有問題？就是品德訓練不到位。其實中國的“法”要執行起來很容易。只要敢于執法，這個社會就會發生變化。
法治周末：你如何看待校園法治教育？比如在小學開設憲法課程。
許文勝：有這個必要，但還是要和品德教育聯系在一起。若只是“憲法進小學”，品德教育沒有，結果更糟。因為他很可能學會了如何找漏洞鉆。據我所知，華爾街的一些人就善于鉆美國憲法的漏洞。所以，憲法要學，但必須配合品德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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