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通過創新打破舊的均衡，建立新的均衡。企業家無法培養，政府可以做的是創造一定的制度環境，使其有自由的思考空間。
經濟增長是新的產品、新的技術、新的市場不斷實現的過程，是產業結構、需求結構不斷變化的過程。今天人手一部手機，30年前沒有。計算機、筆記本電腦50年前也是沒有的。這才是真正的經濟增長，所以經濟增長一定是新的東西出現。
亞當·斯密的理論是：市場規模越大分工越細，專業化程度越高，專業化程度越高又導致分工越細，技術進步越快，新的產品新的技術越多，最終生產率越高財富越多。經濟發展了就可以參與更大的市場，市場范圍就擴大了，經濟就會不斷地進步。亞當·斯密沒有能夠研究推動這個鏈條運作起來的人的因素，其實就是企業家。無論是技術分工還是市場都是靠企業家、企業家精神支撐起來的。最典型的例子是比爾·蓋茨，在比爾·蓋茨之前雖然有軟件產品但沒有軟件產業，而比爾·蓋茨不僅將微軟做成一個世界級別的企業，也推動了美國乃至世界整個軟件行業的產生和發展。每一次技術進步實際上也是企業家創造出來的，比如物流、印刷機械產業。一個國家如果想變得富有，就要設法提高生產率，重視技術進步與創新。創新來源于勞動，豐富來源于市場規模，沒有分工的社會很難有技術進步。
新的財富怎么變成市場?也是靠企業家。產能過剩是企業家沒有用新的財富對接新的市場。不是說人類的需求都得到了滿足，而是沒有企業家創造出新的市場。經濟發展了，人們富有了，如果企業家繼續生產原來的東西，那大家就不愿意買了，這樣就導致了經濟短期內出現的停滯。
均衡是沒有利潤的，誰都不能賺錢，只有不均衡才有利潤。2001年左右的時候，全球的計算機市場都處于均衡狀態，生產計算機的產業都不賺錢。這是IBM在2004年把PC賣給聯想的主要原因。在中國生產計算機其實也不賺錢，賺的就是那些機會成本，賺的是搬運工的錢。有終端的賣家說：我們賣一臺電腦，賺的沒有街上賣煎餅果子的多。但這時候出現了蘋果，喬布斯就打破了局面，生產出平板電腦，完全打破了這個計算機市場的均衡局面。現在平板電腦越來越多，模仿的暴利，讓平板電腦市場又趨于均衡，繼而被智能手機的創新打破，又出現不均衡。過去30多年中國的企業家主要是靠套利來賺錢，中國的經濟也是靠企業家的套利發展的。人類從古到今都有這個精神的。司馬遷的《貨殖列傳》就舉了30多個企業家的例子。套利有三種方式，一種是跨市場的套利，四川的橘子很便宜，北京很貴，把橘子從四川運到北京就賺錢，這樣的企業家就是商人。第二種是跨時套利，比如說預計明年某種產品會變貴，那么現在開始儲存，或者現在開始生產，到明年就賺錢。第三種套利就是要素市場和產品市場之間套利，比如有好多人無所事事，但有好多產品供不應求，你只要把這些無所事事的人組織起來從事生產，那么你就可以賺錢。過去30年大體就是這樣，但這個空間變得越來越小，因為套利的空間在傳統產品市場都飽和了。
所以中國下一步的關鍵是企業家能不能從套利行為轉向真正的創新。創新就是一個與眾不同的想法，這個想法一般人沒有，當你提出來以后大部分人都不會認同。創新還是引入新產品、開辟新市場、發現新材料、引進新技術（即新的生產方式），實現新的組織形式（管理方式）。企業家通過創新打破舊的均衡，建立新的均衡。
企業家無法培養，需要在適合創新的環境中，才會產生創新型的企業家。亞當·斯密曾說過，“除了和平、輕賦稅和寬容的司法行政外，把一個最原始的國家發展為最大限度繁榮的國家，就不再需要別的什么了。”要想在我國營造出創新的氛圍，出現顛覆性的創新型企業家，政府不僅僅要制定相應政策，更要注重提供有效的產權保護體系，提供一個法治環境，讓每個人都有自由思考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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