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必須承認，一部分收入差距是腐敗造成的，這樣的收入差距是人們最不能容忍的。

        計劃經濟下，也有腐敗。人們感覺到改革以來腐敗比原來嚴重得多，我想有兩個原因：一是原來非貨幣形態的隱性腐敗（如招工提干時“串換”），變為貨幣形態的顯性腐敗，人們對貨幣形態的腐敗比實物形態的腐敗更難以忍受；二是實際的腐敗確實增加了。

        我曾用一個數學公式分析表明，實際腐敗的增加有這樣幾個原因：一是隨著中國經濟貨幣化程度的提高，權力的經濟價值增加；二是經濟關系的復雜化使得監督腐敗變得越來越難；三是市場機會的增加使得官員的“保留效用”（即因腐敗受處罰離開政府后可得到的效用）上升；四是懲罰力度降低（如達到死刑的最低貪污額大大提高）；五是政府官員的正式工資相對較低。

        上述五個因素都與權力有關。權力是腐敗的“本”，其他方面是“表”。反腐敗要“表”“本”兼治，但釜底抽薪的辦法是治本，也就是是減少政府官員的權力。有人曾提出“高薪養廉”，有一定道理，但在政府官員權力過大的情況下，“高薪養廉”是養不起的，官員工資太高的話民眾也不會接受。這里的關鍵問題是，在市場經濟國家許多屬于公民個人和企業的權利，在我們國家則被政府部門壟斷，如開辦企業，從事投資活動都得政府批準，個人和企業不得不通過“行賄”的辦法“贖買”本應該屬于自己的權利，從事正常的經濟活動。

        針對當時反腐敗只治表不治本的做法，我在1994年說過，如果我們不從根本上改變政府統治經濟的體制，不減少政府的行政審批權，私人產品（按照經濟學的定義，使用上沒有排他性）領域的腐敗反倒是一個“次優”選擇。我的意思說，反腐敗必須治本，不能治表不治本。一方面強調反腐敗，另一方面又不想減少政府的權力，是掩耳盜鈴，葉公好龍；不僅做不到，即使短期內做到了，也是以巨大的社會效率損失為代價的。同時做到經濟高增長和沒有腐敗的前提是，廢除政府壟斷資源配置的權力。

        有人說我在為腐敗辯護，其實是誤讀了我的觀點。把問題說透徹，這是學者的責任。1999年，我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的發言中講到，“要像戒毒一樣戒除政府管制”，“如果廢除了政府審批，腐敗至少可以減少50%”。這個發言對隨后的審批制改革產生了重要影響。一萬個善良的愿望，抵不上一個有效的行動！

        必須承認，在我們國家的改革過程中，企業家創造價值的活動與政府官員的尋租行為常常是混在一起的，這可以解釋為什么有些人發表的否定企業家群體的言論會引起社會上的共鳴。但我們必須明白，這是政府壟斷資源配置的體制造成的，是需要通過改革解決的問題。當創造價值和尋租活動混在一塊以后，人們容易觀其一不觀其二。我們下一步要做的是怎么能夠使得尋租活動的空間變得越來越小，最后消滅，到那時，企業家賺錢的唯一辦法就是為社會創造價值。

        為此，我們需要了解“租”的根源在哪里？簡單地說，任何租金都來自壟斷；反過來，有壟斷，就有租金。像土地、礦產資源這樣的東西屬于自然壟斷，解決尋租的辦法，最簡單就是劃分產權，產權明確了大家就不會尋租了；產權不明確，大家都會為爭奪租金展開競爭，就會導致資源的浪費。目前在城市土地和礦產資源方面的尋租活動之所以泛濫，就是因為產權不明確、交易方式不規范造成的。

        另一類是政府的規定帶來的壟斷，我們可以稱之為行政壟斷或法定壟斷。比如說，電信只能發三個牌照或五個牌照，個人辦企業必須得到政府的批準，這就是行政壟斷。行政壟斷帶來了行政壟斷租金，尋租的過程就是通過一種非正常的、不合法的手段（包括賄賂）打破“合法”的壟斷，在這個過程中，尋租活動和創造價值是結合在一塊的問題，尋租活動部分地恢復了價值的創造，這是經濟學界早已得出的結論。解決問題的辦法是廢除壟斷；或者，在沒有辦法廢除的情況下，通過諸如“公開招標”的方式增加交易的透明度，減少尋租活動。

        談到尋租的問題，我不得不談一下國有企業的問題。我的一個簡單的判斷是，國有部門可以說是中國最大的尋租場，甚至可以說是“耗租場”，因為它壟斷了大部分資源，但是只創造很少的價值。國有企業是“全員尋租”，尋租者不僅包括政府部門和相關企業的“頭頭腦腦”，普通的工人也在分享壟斷租金。石油公司、電力公司、電信公司員工的工資比其他競爭性行業要高得多，就是壟斷行業全員尋租的證明。

        國有企業靠壟斷賺的“利潤”不上繳財政，而虧損了由政府財政補貼。政府補貼國有企業實際上是用多數納稅人的錢“賄賂”一小部分人，也是一種腐敗，類似選舉中的“賄選”。

        只有當政府的權力范圍縮減到只限于維護公共秩序、提供公共產品等公共領域時，我們才有可能做到“高薪養廉”，腐敗現象才有可能被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