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8月14日晚上，時任新加坡總理的李光耀在常年國慶群眾大會上發表了出人意料的講話，指出新加坡的男性大學畢業生若要他們的下一代有所作為，就不應該愚昧地堅持選擇教育程度和天資較低的女性為妻。這次講話后來被稱為“婚嫁大辯論”，引起很大的回響。盡管這次事件導致人民行動黨在次年的選舉中得票率下降12%，李光耀仍堅持推行一系列政策，希望改變新加坡大學畢業生的婚戀狀況。
在《李光耀回憶錄——經濟騰飛路（1965-2000）》中，李光耀回顧了“婚嫁大辯論”的前因后果。在他看來，不論是“棒喝”那些不愿娶高學歷女性的精英男士，還是由政府出面當“紅娘”，甚至用稅務優惠鼓勵大學畢業生結婚，都是為了新加坡最寶貴的資源——人才。
為何發動“婚嫁大辯論”？因為最聰明的女性沒結婚
促使我決定發表那次“婚嫁大辯論”演講的，是我桌上那一份1980年人口普查數據的分析報告。報告顯示，新加坡最聰明的女性沒有結婚，下一代缺少她們的傳人，這意味著將會產生相當嚴重的后果。最優秀的新加坡女性沒有傳宗接代，因為學歷相等的男性不肯娶她們。新加坡的大學畢業生一半左右是女性，其中將近三分之二小姑獨處。無論是華族、印度族或馬來族，亞洲男人都寧可娶個教育程度較低的妻子。1983年，只有38%的女性大學畢業生嫁給學歷相同的男性。
對這種失去平衡的婚姻與生育趨勢，我們再也不能不聞不問，不加以干預了。我決定給新加坡的男性一記當頭棒喝，使他們從愚昧、陳腐、具破壞性的偏見中醒悟過來。我引述了美國明尼蘇達州對好多對雙胞胎所做的一項研究的結果：這些孿生兄弟姐妹在許多方面都非常相似，即使分別由不同家庭在不同的國度帶大，他們在詞匯、智商、習慣、對飲食和朋友的好惡以及性格和個人特征等方面，仍有80%左右完全相似。換句話說，一個人性格習性的塑造，近80%是先天遺傳的，大約20%則取決于后天的栽培。
孩子的能力介于雙親之間，少數會超越或不及他們的父母。因此，大學畢業的男性娶教育水平較低的女性，等于沒有充分制造讓孩子能夠升上大學的條件。我呼吁他們娶教育程度相等的女性為妻，也鼓勵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生育兩個或更多子女。
報章輿論排山倒海般向我襲來，抨擊我是精英主義者，因為我相信人的資質是遺傳的，不受教育、飲食和培訓等后天條件的影響。一對從事專業工作的夫婦對所謂低收入家庭培養出來的孩子不那么聰明的假設（其實我沒有做過這種假設）提出挑戰。
“就說小提琴家李斌漢吧，他出身牛車水的平民區，當初如果不給他機會，他根本不可能發展本身的才華。”（從小在牛車水長大的李斌漢當年被耶胡迪·梅紐因發現，赴英國進入梅紐因的學校就讀，后來成為曼徹斯特管弦樂隊的第一小提琴手。）“整件事情抹上精英主義的色彩。”另一個女讀者寫道，“我是一個未婚的成功專業女性，現年40歲。我保持單身，因為這是我的選擇。有人竟然認為區區一點錢財獎勵就能讓我跟第一個吸引我的男人上床，然后為了新加坡的未來生育出一個天才兒童，這實在是莫大的污辱。”連當時身為人民行動黨后座議員的杜進才也對我的想法進行嘲諷。他說，他的母親從沒上過學，父親是個書記，只受過中學教育，如果必須依賴雙親的教育背景，他根本沒有出人頭地的機會。
為了支持我的論點，我把過去幾年以12、16和19歲三個年齡層在考試中成績最好的學生的10%作為調查對象，對學生家長的教育背景進行分析的統計報告公開。這些數字說服了大部分的人：父母親是否受過高等教育是決定學業成績優越與否的關鍵。我也公開了六七十年代的數據分析報告：大部分獲頒獎學金負笈海外的優秀生，家長都沒有受過多少教育。這些家長當中有管倉庫的、做小販的、開的士的，也有當工人的。我把這些數據和八九十年代的數據對比，后期數據顯示，首100名最杰出的獎學金得主當中，超過50%有個從事專業工作或自雇的父親或母親。由此得出明顯的結論：六七十年代那些有本事的獎學金得主的雙親，如果遲一個年代出世，身處教育普及，隨時有多種獎助學金和貸學金可供優秀學生申請的時代，他們也一定能考上大學。
西方媒體對這場風波大事報道。自由主義派的西方寫作人和評論員借此諷刺我無知，認為我滿腦子成見。但是有一位學者為我辯護——哈佛大學的心理學教授赫恩斯坦。他在1989年5月份《大西洋月刊》發表的《智商與生育率下降》一文中寫道：“在我們這個時代，新加坡的李光耀總理說過‘智能水平將不斷下降，經濟將搖搖欲墜，我們的行政管理工作會困難重重，社會將出現滑坡’，原因在于那么多受過高等教育的男性不跟教育水平同等的女性成婚，卻娶沒受過教育的女性，或者索性不娶。但是，李光耀是個例外，因為敢于公開談論低生育率在素質方面產生影響的現代政治領袖沒幾個人。”數年后，赫恩斯坦與人合撰了《鐘形曲線》一書，把資質來自遺傳的證據擺在讀者面前。
成立社交發展署，政府出面做“紅娘”
為了緩和女性大學畢業生未婚的問題，我們成立了社交發展署，推動男女大學畢業生之間的社交活動。我還親自挑選了新加坡國立大學醫學院的一名醫生范官嬌來主持大局。當時她年近50，丈夫也是一名醫生，兩個子女在念大學。她待人處事溫文可親，總有辦法叫年輕人放松繃緊的心情，是挑此大梁的最佳人選。
社交發展署成立初期，大學畢業生不論男女，全對它不屑一顧。國際傳媒再一次抓住機會大肆嘲諷我們牽紅線的努力和它所組織的有關活動——有專題研討會、講座和電腦課程，也有游輪假期和地中海俱樂部的旅行。
實際上，女性大學畢業生未婚人數日益增加的現象已開始引起家長們的恐慌，個個急得四處求助。1985年的一個夜晚，在總統府出席招待會之后，芝告訴我，跟她同一輩的女士們同病相憐地互相談論著受過專業訓練的女兒未婚的問題。她們感嘆女子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婚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在大部分女性沒受過正統教育的年代，聰明的和資質較差的女性都有同等機會“出嫁”，因為沒有所謂"O"水準或大學畢業的分級。如今相親的做法已經無法被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所接受。
除了怪罪于男性大學畢業生之外，他們的母親何嘗沒有責任。非大學畢業的母親希望自己的兒子娶個非大學畢業的媳婦過門，以免媳婦騎到自己頭上來。傳統的文化偏見總認為男人維護不了一家之主的形象，是可憐又可笑的事，要改變這樣的偏見談何容易。華人如此，印度人更是如此，馬來人尤其嚴重。
同樣的問題其實在任何教育層次都有。一大批“A”水準（劍橋普通教育證書高級水準，或者高級中學）畢業的女性，找不到學院或同等水平的男性愿意娶她們為妻。“O”水準畢業的女性也一樣。女性只愿意上嫁，男性只愿意下娶，結果是教育程度最低的一群男士找不到老婆，因為未婚的女性教育水平都比他們高，誰也不愿意嫁給他們。為了輔助社交發展署的功能，我促請人民協會理事長成立社交促進組，以中學教育程度的男女為服務的對象。社交促進組的會員人數迅速增加，到1995年時已增加到9.7萬人，通過它所組織的活動而互相認識的會員中，有31%結為夫妻。
教育普及化摧毀了舊有的擇偶方式，叫政府不得不想方設法取代傳統紅娘扮演的角色。 1980年人口普查得來的數字也顯示，教育程度較高的女性比教育程度低的女性生育少，而且少得多，這使我們的問題雪上加霜。完成大專教育的婦女平均生育1.6個子女，初中和高中程度1.6，小學程度2.3，沒上過學的4.4。為人父母者要生育2.1個孩子才足以維持人口替代率。新加坡教育水平較低的人口正在加倍增長，教育水平較高的一群卻連替代水平也達不到。
為了扭轉這個生育趨勢，我和當時擔任教育部長的吳慶瑞，在1984年決定讓生育第三個孩子的大學畢業的母親，在為所有的子女選擇最好的學校時享有優先權。這可是每一個家長夢寐以求的一種特權，卻也是個敏感而看法不一的課題。內閣中由拉賈拉南率領的平等主義派勃然大怒，拉賈拉南對“聰明父母必出聰明子女”的說法予以駁斥。即使確實如此，他辯駁說，也沒有必要去傷害人家的自尊。巴克也表示不滿，不因為他同意拉賈拉南的看法，而是因為這種政策將冒犯資質較弱的家長和他們的孩子。年輕一輩的部長面對資深同僚三種全然不同的見解，也意見不一。凡事求實的吳慶瑞贊成我的看法，我們兩人堅持己見，認為非得把那些男性大學畢業生喚醒不可，以使他們擺脫不合時宜的下娶觀念。最后，我們以大多數票通過這個決定。
新政策引起非大學畢業母親的不滿原是意料中事，畢竟她們會比較吃虧。但是，令我和吳慶瑞始料不及的是，連大學畢業的母親也提出抗議，甚至不愿意接受這種優先權。不過，年輕的男士們總算把話給聽了進去，有更多人娶教育程度相等的妻子，只是進度始終快不起來。大選過后，我同意放手讓繼吳慶瑞接任教育部長的陳慶炎改變原來的決定，撤銷大學畢業母親所享有的特權。我已經喚醒人民，尤其是受大專教育的青年男女，把國家的處境毫不掩飾地擺在他們面前。但是，既然這份特權使女性大學畢業生感到尷尬，我想還是取消比較好。
已婚婦女獲稅務優惠
取而代之，我給予已婚婦女特別所得稅優惠——這次以大學、理工學院、“A”水準和“O”水準畢業生為對象，擴大范圍，避免過于強調一小群精英。凡是生育第三或第四個孩子，這些婦女本人或者她們的丈夫，就能獲得可觀的特別稅金回扣。這個稅金優惠果然使更多婦女生育第三或第四個孩子。
許多輿論的矛頭指向政府，責怪政府在1960年代草率推行“兩個就夠了”的生育計劃。這一步真的走錯了嗎？其實有利也有弊。沒有這個政策，家庭計劃抑制人口增長，可能永無成功之日，失業和失學的問題就永遠解決不了。
只可惜我們忽略了本應預見到的，那就是，教育水平較高的人只生一兩個孩子，教育水平較低者則繼續生育四個或更多孩子。談論家庭計劃問題的西方寫作人沒有向人們指出這一點，因為這么做在政治上是不正確的。要是我們自己早一點發現這個問題，整個運動就可以以不同的手法和對象來展開——在1960年代開展家庭計劃的時候，一開始就用獎勵措施鼓勵教育水平較高的婦女生育三個或更多的孩子。只可惜我們被蒙在鼓里，一直到1983年，1980年的人口普查分析結果出來了，我們才看到不同社會和經濟組別的人的不同生育趨勢。
自從于1983年發表了那一次的演講之后，我定期公開以全國會考成績最優秀的10%學生為對象的調查結果，對學生家長的教育背景進行統計分析。新加坡人已經接受一個事實：家長的教育水平和智能越高，子女越有可能達到同等的水平。我發表那一番演講，旨在喚醒我們的年輕男女和他們的父母，要他們采取行動扭轉當時已很嚴重的情況，隨即引發的公開議論也使情況有了改變。
吳慶瑞是受過訓練的統計師，在我棒喝男性大學畢業生之后的數年內，不斷研究有關數字。他告訴我，我們無法及時解決這個問題，以挽救大多數新加坡女性大學畢業生的命運。數字上雖然有好轉的跡象，但是卻也顯示，要扭轉這個趨勢得花上好多年的工夫，情況對這些優秀女性不利，連帶影響新加坡。到1997年，63%的男性大學畢業生娶了教育程度相同的妻子，比1982年的37%來得高。也有越來越多女性大學畢業生愿意下嫁非大學畢業的男士，不再保持單身。要扭轉一種根深蒂固的文化偏差，實在并非易事。理性的一面叫我不得不同意吳慶瑞所說的，要改變這個文化差異的過程非常漫長，感性的一面卻叫我無法接受我們不能更快一些讓男士們覺悟，消除偏見。
目光轉向世界：引進外籍人才
當富裕的西方大國改變對亞洲移民的政策時，新加坡人才匱乏的問題更是雪上加霜。1960年代美國在越南打仗，它不希望拒亞洲人于門外的移民政策使它蒙受反亞洲人之嫌，于是決定改變，允許亞洲人移民美國，扭轉了一個多世紀來只接受白人移民的政策。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三個地大人稀的國家不久也相繼效法。新加坡因此失去一大批來自馬來西亞的華族和印度族人才。
1970年代末期以后，人才短缺的問題進一步惡化，約有5%受高等教育的人才開始移民海外。為了確保有足夠的人才，以應付日益增長的經濟所制造出來的工作，我開始計劃引進和留住人才——企業家、專業人士、藝人、技術高度熟練的工人等。
1980年，我們成立了兩個委員會，其中一個委員會專門負責物色人才，另一個負責協助這些外來人才在新加坡安頓下來。我們的官員到英國、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加拿大招攬人才，每年為新加坡引進數百個大學畢業生，填補了新加坡受高等教育者每年有5%至10%移居到工業國所留下來的空缺。
一個新現象是，有越來越多男性白人娶新加坡女性，尤其是受過大專教育的女性，因為新加坡男性大學畢業生對她們敬而遠之，大學畢業的白人卻不介意。 新加坡法律規定，男性公民所娶的外國妻子可以入籍新加坡，反之則不然——除非她們的外籍丈夫在新加坡已有一份固定職業。許多女性因此不得不移民海外。1999年1月，我們改變了這項政策。這將為新加坡的國際性特色增添更多色彩。此外，好些負笈海外的新加坡男性也娶了在大學認識的白人女性或日本與其他亞洲女性為妻，他們的子女充實了新加坡的人才寶庫。
隨著人們經常出國公干或被派駐國外，同當地人頻繁交往，不同種族通婚的舊有障礙不再那么明顯了。我們必須改變態度，對以往被視為外來者而加以排斥的人才善加利用。陳舊的偏見非得擯棄不可，否則它將成為新加坡朝國際貿易、工業和服務中心發展的道路上的絆腳石。
除了保守的心理障礙，我們還得面對人民擔心工作競爭的問題。無論在專業或較低的層次，一般人都抗拒外來人才的擁入。新加坡人明白外來人才越多，就業機會就越多的道理，但是大家都不希望這種情況發生在自己所從事的行業內。
沒有外來人才，我們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我所組織的第一個內閣，十人當中，我是惟一在新加坡出生和接受教育的。吳慶瑞、杜進才在馬來亞出世，拉賈拉南出生于斯里蘭卡。現任大法官楊邦孝和總檢察長陳錫強來自馬來西亞，其他海外人才不勝枚舉。還有成千上萬個外來工程師、經理和其他專業人士在推動新加坡的發展。把新加坡比喻成一臺電腦，他們就是這臺電腦里的額外兆字節。如果不以外來人才填補不足，我們永遠無法躋身一等一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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