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按照方方面面使用的“新常態”概念來看，經濟運行中“新”顯然已明朗化，但是“常”還沒有實現，需要在運行中完成探底，在整個經濟企穩后對接“增長質量提升”，而且盡可能長久形成中高速增長平臺。為了處理好新階段“動力機制轉換和優化”問題，需要考慮“怎么促使微觀經濟主體潛力和活力充分釋放”，要注重在整個經濟體系供給側正確地把握和改善環境、機制。釋放新需求所釋放的動力機制自然地聯系到創造“新供給”，我們也在“十三五”的文件里看到，中央文件里提煉了這樣一個非常清晰的認識，我們也是從這個角度考慮怎么樣在供給端著力來驅動升級和發展。

　　我們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二元經濟體，我國的區域差異在這些年的發展中仍然是巨大的，為了有效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還必須堅定不移地貫徹走創新型國家之路。這些擺在面前，在我們已經形成的現階段宏觀政策搭配經驗總結的基礎上，應該堅持很清晰地在供給端發力，有所區別地對“三農”社會保障、區域協調、自主創新、節能降耗、生態保護、深化改革等問題，加大要素投入力度，促進機制創新改進。這種供給管理是加強我們經濟社會中的薄弱環節、增加國民經濟中有效供給和可持續發展的支撐條件，而且是激發微觀主體活力、增強經濟發展動力的環境建設的客觀需要。

　　現在，中國經濟下行中最主要的矛盾方面，是大家已經在擔心的通貨緊縮。我們在這個階段上，只有特別注意我們認為這種區別對待的有效供給，才能增強在國際競爭環境中的綜合競爭力和發展的后勁兒。所以，就必須把供給管理擺在長期視野中，更多地加以強調和優化。

　　為什么要從供給端進行深化改革

　　我們強調，高度重視三大“國情約束條件”。

　　第一個重大的國情約束條件是，能源、環境、空間壓力約束下，我們在人口密度、汽車空間密度和能源空間消耗密度等方面有非常鮮明的、半壁壓強型資源能源耗用和環境壓力。

　　我國經濟的粗放發展，階段性超常規的高峰期所形成的密度提升的系數，疊加在半壁壓強型基本國情上面，而且又加上了我們基礎能源“以煤為主”，而且很長時間不可能改變“以煤為主”的基本狀態所帶來的環保壓力，就引發了“高壓力區”和“高壓力階段”中我們基礎能源稟賦結構疊加而成的、中國經濟“升級版”的、可持續發展矛盾的凸顯。這種“非常之局”要得到破解，一定要有“非常之策”，一定要用供給管理調整結構、優化結構，釋放增長空間。

　　第二個重大的國情約束條件是“中等收入陷阱”歷史性考驗階段的到來。中國如何避免這種問題，順利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潛在威脅，伴隨著國內外一系列矛盾威脅和棘手難題地解決。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種客觀的統計現象，怎么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一種歷史性的考驗，它有對優化供給環境的重大要求。

　　第三個方面的基本國情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怎么彌合“二元經濟”、走向共富過程的嚴峻挑戰。一部分地區和成員先富起來以后，能不能如愿地“先富帶動共富”、走向“共同富裕”。

　　實際生活中，怎么把城鄉區域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財產差距保持在各個方面能夠承受的范圍內，應該說已經形成了一種嚴峻的挑戰，深刻影響供給環境和機制優化的問題。

　　把這三大制約擺出之后，往前看當然應該把能做的事情做好。我們提出要“解除供給抑制，放松供給約束”，這是提高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變“微觀潛力”為“發展活力”的關鍵所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巨大成就主要是依靠供給端的改革，特別是制度供給。

　　當前，我國經濟仍然面臨嚴重的供給約束和供給抑制，是我們在改革深化中所必須解決的、實質性的供給端創新。支持經濟增長特別長期增長的要素，所謂“動力源”，在理論上分析主要是五個方面：勞動力，土地和自然資源，資本，制度，創新。由實際經濟生活中的五大要素源合乎規律優化重構的混合動力體系，結合我國當前的實際情況，這幾個要素都存在明顯的供給約束和供給抑制，需要通過全面的制度改革化解制約，釋放經濟社會潛力，提高經濟增長活力。

　　從供給端發力的政策建議

　　我們提出的主要政策建議有幾個大的方面，也是結合前面的動力源的分析形成的一套看法。

　　第一，立即調整人口政策，從控制人口數量轉向優化實施人口資本戰略。我們非常高興地看到在“單獨兩孩”政策宣布之后，五中全會又進一步推到“放開兩孩”。以后，還可以進一步考慮在動態優化過程中，進一步調整人口政策以適應人口結構化中長期發展需要。

　　整個這方面的思路，應該是將“以計劃經濟重點針對體制內人群的人口控制”過渡到“以整個社會全面優生和提高人口質量為核心的人口戰略”，同時進一步改寫“以教育和提升創新能力為核心”的人口資本戰略。

　　第二，要積極審慎地推動土地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土地流轉制度。我們特別看重，從長期來看，在可以做的促進農村集體土地流轉等這些必要改革措施之后，有沒有可能借鑒深圳特區的經驗，最后對接到遠景上的“國有平臺，整合分類，權益求平，漸進歸一”的境界上去。

　　現實生活中，深圳的經驗又不能草率、簡單地在別的地方馬上仿效，但在別的地方的土地作為一個重要的、非常關鍵的生產要素的確權和流轉的基礎上，我們應該心存一個長遠目標，對接到一個真正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長久運行的狀態上。

　　第三，我們強調應該全面實施金融改革，積極解除金融抑制。有效支持實體經濟，有關管理方面不斷地給出積極信息。

　　因為很顯然，配置整個攻堅克難改革，我們在利率市場化、人民幣國際化方面的分析，已經無法回避一些帶有決定性、關鍵性的改革舉措。雖然還有不同意見的爭議，但是總體來說，大勢所趨地推進改革，這樣才能解除金融抑制，真正把金融多樣化的改革進程對接到支持中國實體經濟的升級換代，這種實體經濟的升級換代直接關系到我們所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經受歷史性考驗。

　　第四個方面，切實以改革為企業經營創業活動松綁、減負，激發微觀經濟的活力。從自貿區為標桿的、進一步的簡政放權、降低門檻、負面清單、打造高標準法制化的營商環境，到現在的社保怎樣按照五中全會明確的“把基本養老保障統籌提到全社會層次”，還有就是同時要調整整個稅費體系、降低企業實際負擔，都有很多的可做之事。這些改革是通過問題導向在制度供給方面發力，來使企業經營創業活動進一步得到“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的環境和條件。

　　第五個方面，就是實施教育改革和創新驅動戰略。只有這樣才能培養高水平的人才，有效建設創新型國家。這里面一系列的機制方面的優化，都是要專題研究的。

　　這些建議都特別側重供給端發力，它離不開我們國家行政、財政、國企、收入分配、價格、投資等多方面的綜合配套改革。所以，在“多方配套改革方面”也有一些意見建議。

　　第一，我們強調，結合式地深化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應該同時考慮到把大部制改革和多規合一的制度改革一起形成配套。這個視角上的改革已經討論多年，我們認為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已經涉及到更深層的系統性體制性問題，要從“減少審批項目的數量”轉到“真正使審批合乎質量要求”，“法制化、系統化、標準化、信息化、協同化、陽光化”必須結合大部制改革，內在邏輯是聯系在一起的，職能機構的協調聯動勢在必行。

　　這是一個系統工程。這個建議當然也不是說可以一蹴而就，但從現在看“十三五”以及“十三五”以后中長期改革的深化，我們認為有必要進一步清晰地勾畫改革可操作的要領。

　　其次，我們強調繼續深化財稅改革，支持政府治理體系和能力的現代化。中央關于財稅改革的方案審批是三中全會以后的改革動作，我們現在非常關注原來中央所說的時間表。2016年，改革的重點和基本的事情做出來，能不能盡可能符合這個時間表。再有，要有序推進國有企業改革，促進國有資產收益和存量轉置，這也是過去新供給特別強調的方向。我們看到這方面有所推進還存在很多糾結，要進一步理清一些基本改革的邏輯關系。

　　再次，我們非常強調改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相關制度，要積極打造橄欖型的現代社會結構。到了這個階段上，有些難啃的硬骨頭，特別關聯到觸動既得利益格局的再分配問題，如何真正系統化、體系化、合理化，這些都有一些硬碰硬的改革任務。

　　再有，我們非常強調滿足公共服務需要，優化結構和調動潛能為大方向下積極理順價格形成機制，有些配套的因素要抓住不放。今年已經有中央下發的關于電力部門改革的文件，中央已經明確要求在價格改革方面要有進一步的深化，這些部署怎么樣真正落到實處，也是對我們的考驗，也是觸動既得利益格局推動改革的事項。

　　把這些處理好才能更好地調動所謂的經濟利益內生潛力和活力，促使社會方方面面在價格信號和價格形成機制引導下形成有效投資。這個當然也涉及到我們積極推動的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的PPP創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