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權力，當代中國人大多會馬上為之側目，仿佛權力就是洪水猛獸，隨時要來傷人。 而美國前總統小布什的演講更是讓人對權力產生了極為惡劣的看法。小布什說：“人類千萬年的歷史，最珍貴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師們的經典著作，而是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服，實現了把他們關在籠子里的夢想，我現在就是站在籠子里向你們講話?！?/span>
所以，很多中國人受了西方人的蠱惑，對權力不加分析的筆誅口伐，似乎權力就是一個天生的惡魔。
西方哲學家馬基雅維利認為，為了權力可以不擇手段。
比如金正恩為了權力殺掉姑父張成澤。便是因為如此。
但是馬克思同樣認為，當有了300%的利潤時，資本就可以踐踏一切人間法律，甚至敢冒絞首的危險。
可見，無論是資本還是權力，當他們強大到一定的程度后，它們都不受法律和制度的約束。
我們要做的并不僅僅是把權力關進籠子，把資本踩在腳下，而是研究如何才能讓權力和資本良性發展，讓它們造福人類，而不是傷害人類。
我們要全面的認識到權力，必須要拋棄西方的思想。
古今中外各個國家，其國家體系的核心有三種：
一， 權力。
整個國家以權力為核心構建體系，無論是法律，思想，制度等等無不是以權力為核心的，在當代國家中，包括中國，朝鮮，越南等等。在古代，包括中國，日本，朝鮮，越南等。
二， 資本。
整個國家以資本為核心構建體系，無論是法律，思想，制度等無不是以資本為核心，一切的一切以能更有利于資本的發展為核心，在當代國家中，包括歐美各國，在古代，包括古希臘，古羅馬，等實行選舉制度的國家。
三， 思想。
整個國家以思想為核心構建體系，無論是法律，宗教，制度等無不是以思想為核心，一切的一切以能更有利于思想的發展為核心，在當代國家中，包括中東各伊斯蘭國家，在古代，也是各個伊斯蘭國家。
作為國家的核心，資本，權力，思想各有其優缺點。不可單純的認為某一種核心比如資本就是好的，其他就是邪惡的。
關于權力的書籍少之又少，并且語焉不詳，沒有能夠講清楚權力的本質。
我們要想全面的了解權力，必須要放下一切成見，以理性的，客觀的態度來看待權力。
我們先來看一個例子，說明權力是怎樣產生的。
在新石器時代早期，人類雖然使用磨制石器，但是當時主要的生產方式是狩獵和采集。人們通過狩獵和采集獲得的食物由氏族首領統一分配，每個人都沒有怨言，同時，人們并不是定居，而是隨著獵物的遷徙和野生植物等產品生長周期而流動。
氏族首領對氏族成員有很大的影響力，氏族成員都能夠自覺服從首領。但是，這并不是權力。
到了新石器時代晚期，生產力開始進一步發展，原始農業，畜牧業開始出現了，人類也開始了定居。
從狩獵到原始農業是一個質的飛躍。
在狩獵時代，人們從事的是采掘型生產。
所謂采掘型生產，是指從自然界直接獲取產品。其產品本身并沒有凝聚任何的人類勞動，完全由自然生長而來，人們的勞動只是將這些產品變為人類所有。比如狩獵和采摘野果，就是采掘型生產。
當原始農業產生后，人類就進入了創造型生產的時代。一直到現在。
所謂創造型生產，就是指產品本身凝聚了人類勞動。
比如同樣是谷物，通過采集野生的谷物就是采掘型生產，而通過人工種植的谷物就是創造型生產。
在所有制上，新石器時代晚期依然是原始社會的公有制階段。
也就是生產資料歸全體氏族成員共有，所獲得的產品也由氏族首領來分配。
但是在生產方式上卻和新石器時代早期有了極大的不同。由于原始農業和原始畜牧業的發展，人口數量開始增長起來。
但是，應當指出的是，當時的生產力雖然比舊石器時代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依然非常落后。
原始社會的定居和后來的定居有很大的不同，明清時期，中國人可以祖祖輩輩定居在一個地方，但是原始社會的定居不同，由于在一個地方并不能總是獲得足夠多的食物，原始人定居一段時間后就會遷徙。
從原始農業產生一直到商朝后期之前，中國都處于半定居半遷徙的狀態。
當人們定居下來后，即便是短期的定居，人們的活動范圍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不再可能為了追隨獵物進行大范圍的跋涉。也不可能為了采集不同季節的植物果實長途跋涉。
這樣，狩獵和采集的范圍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于是，農業和畜牧業便成為了極為重要的食物來源，如果農業和畜牧業稍微出現一點問題，則很有可能造成整個氏族食物短缺，甚至有人會餓死。
而農業，畜牧業都是有一定規律的，如果人類的勞動符合規律，則會有較大的產出，如果不符合規律，則有可能產出極小甚至沒有產出。
這樣，就在客觀上需要人們用正確的方法來從事農業生產。
但是，我們應當看到，人們對事物的認識總是有一個過程，并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正確認識到正確的生產方法。
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總會出現有人用錯誤的方法來進行農業生產，這樣便有可能造成整個氏族的食物短缺甚至有人餓死。
起初當然是通過勸說來讓人們用正確的方法來勞動，但是，勸說并不總是湊效，這就需要外部的強制力量來約束人們，使人們用正確的方法來從事生產。以期獲得更高的產出。
權力，就這樣產生了。所以，人類最初的權力起源于創造性生產。
權力產生了之后，又如何演變呢？
在權力產生的初期，
我們知道，權力的主體是人，當權力產生之后，必然會產生權力的擁有者。我們叫他掌權者。
也就是在部落中，有一個或者數個特別優秀的人，在其他部落成員心中認為的能夠代表正確的生產方式。
這些代表正確的生產方式的人就是掌權者。
在權力產生的初期，會出現一個或者數個掌權者。但是，這時的掌權者對部落成員只是具有有限的約束力，而并不能夠約束到部落成員的方方面面。
很多部落內部的決策，也都是由這些掌權者們共同決定，然后再由部落成員共同實施。
由于采用了正確的農業生產方式以及狩獵，采集方式，使得食物的獲取開始增多，同時部落的人口也開始增多了。
為了爭奪肥沃的土地和狩獵區，不可避免的，部落必定會和其他部落發生摩擦和戰爭。
在戰爭中，人們會發現，有組織的一方總是比無組織的一方占優勢。隨著生產和戰爭的發展，只有采用最正確的生產方式和最正確的戰爭方式的部落才能在競爭中獲勝。
這樣，就會產生一個部落的最高首領。這個首領代表了最正確的生產方式和最正確的戰爭方式。
并且這個首領對其他的部落成員會產生強制的約束力。當部落成員不按照最正確的生產方式和最正確的戰爭方式來進行活動時，就會受到強有力的懲罰。
當這個首領老去后，就會將首領的位置讓位給一個新的，代表最正確的生產方式和最正確的戰爭方式的人，也就是新首領。
但是，此時的生產力依然十分落后，每一個部落的人口依然很少，如果遇到天災戰爭等等因素，一個單一的部落依然并不能夠單獨解決所有的問題。
于是，部落聯盟產生了。
一個部落內部的生產狩獵和對外的戰爭雖然都由首領來負責，但是，部落首領對外卻只有影響力，沒有強制的權力。
中國歷史記載的第一個部落聯盟首領是伏羲。人們將伏羲稱為王。
在伏羲統治期間，生產力有了很大的發展，出現了原始陶器，創立八卦圖，開啟了中華民族的文化之源。
同時，伏羲時代，婚姻制度改革，人們結束了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狀態，變成了以家庭為單位組成的部落。
伏羲在最大的貢獻是將統治地域分而治之，任命官員進行社會管理，開創了中國社會治理的先例。
由此可以看出，伏羲在部落內部擁有了至高無上的權力。
然而我們也應當看到，伏羲對本部落之外的其他部落只有影響力，而沒有強制的權力。
歷史記載，伏羲的統治范圍極廣，《帝王世紀》記載：神農以上有大九州，柱州，迎州，神州之等。黃帝以來，德不及遠，唯于神州之內分九州。
可見，在伏羲時代，作為部落首領的伏羲，主要是以“德”來影響其他部落，而不是通過強制的權力。
而這種“德”便是指正確的生產方式。
在伏羲時代，正確的生產方法，戰爭方法，管理方法得到了廣泛的推廣，有力的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使得各個部落人口增多，同時，部落之間對于狩獵區，肥沃農田等資源的爭奪也日趨激烈。使得具有相同利益的部落之間開始結盟，使得在對付敵對部落時更有優勢。
炎帝時期，由于生產力的提高，各個部落開始有了一定的剩余產品。于是，這些剩余產品開始用于交換。
應當指出的是，當時依然是原始公有制，也就是每個部落生產的產品歸部落所有人共同所有。
所以，交換只能產生在部落與部落之間。
而同時，中原各部族相互攻伐，戰亂不止。到了炎帝后期，出現了炎帝部落，黃帝部落和蚩尤部落。
后來，黃帝部落相繼打敗了炎帝部落，然后又聯合炎帝部落，以及其他數十個部落，組成聯軍，打敗了蚩尤部落聯盟。
自此，黃帝成了天下共主。黃帝和伏羲的不同之處在于：
在伏羲時代，伏羲雖然也是天下共主，但是其他部落首領和伏羲是平起平坐的關系，只是伏羲對其他部落有影響力，并不存在伏羲高于其他部落首領的情況。
但是在黃帝時代，黃帝和其他部落首領就不再是平起平坐的關系了，而是黃帝高于其他所有部落的首領。黃帝除了對其他部落首領有影響力外，還擁有一定的強制約束力。這種強制約束力就是權力。盡管這種權力極小。
所以，伏羲雖然是中國有記載的第一個天下共主，但是，中國人卻只認伏羲是中國文化的始祖（因為伏羲發明了八卦圖，古人認為所有的中華文化都是由八卦圖演變而來），而認黃帝為中華民族的始祖。
黃帝統治時期，正確的生產方法和管理方法被強制推廣到各個部落，使生產力進一步發展，農業出現了五種糧食作物，俗稱五谷。同時，黃帝還創立文字，就是一直使用到今天的漢字。
在漢字中，“政”字的寫法，左邊是一個正確的正，右邊是一個象形部分，意思是人在敲鼓，引申為宣傳。“政”字的最初意義，就是宣傳正確的東西。
而權的繁體字，就是“權”，是一個象形文字，就是一個手執武器的人，象征著對他人有一定的威懾力。
黃帝在權力演變方面的作用，則是建立了古國體制的雛形，實行劃野分疆，設官司職。
黃帝的統治范圍不如伏羲的影響力范圍大，但是黃帝對所統治的范圍卻有著實實在在的權力。
此時的王的傳承制度已經和伏羲時代的制度有了很大的區別。
伏羲，女媧，炎帝分別出自不同的部落，但是黃帝之后的王都出自黃帝部落。
到了黃帝部落的堯當王時，同屬于華夏部落聯盟的有虞部落的舜開始強大起來。
為了避免戰爭，堯將王的位置讓給了舜，開始了禪讓制。
舜做了王之后，啟用了“八元”“八愷”等賢人，同時又懲治了“四兇”，然而，另一種觀點認為，四兇其實是堯統治時期的賢臣，舜為了鞏固權力，就打擊這些賢臣，稱他們為“四兇”。
不管是哪種情況，都說明了權力的一個特點，當人們通過權力來打擊他人時，往往會利用一切手段先將對方劃歸為“不正確”的一方，然后再以正義之名將之除去。
二十一世紀朝鮮金正恩除掉張成澤也是如此。
這也說明了權力演變的另一種情況，當權力集中到一定的程度后，權力便開始了。
到了舜統治的后期，夏后部落強大了起來，舜將王的位置禪讓給了夏后部落的首領禹。
盡管王的位置是通過禪讓得來，但是無論是堯，舜還是禹，在整個華夏部落聯盟中都居于至高無上的位置，他們對華夏部落聯盟的任何一個人都擁有或大或小的權力。
禹的兒子啟利用武力奪取了王的位置，從此，開始了家天下的世襲時代。
這種制度一直傳到清朝。
原始社會是權力產生的時期，同時也是權力演變的初期。我們先來總結一下原始社會權力產生和演變的規律：
一：權力起源于創造性生產。
二：權力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呈動態變化的。在原始社會，權力運動的軌跡是逐漸向少數人集中。
并不能認為權力集中是壞事，事實上，正是因為權力集中，使得正確的生產方式得到了強有力的推廣，導致生產力的進步。
從啟開始，華夏民族的王開始世襲。同時，由于生產力的發展，人們生產的產品開始超過了滿足自身最基本需求的底線。
也就是人們有能力生產剩余產品了。
于是，奴隸產生了。
最初的奴隸主要來源于戰俘，奴隸對生產工具和產品沒有任何的所有權。奴隸生產的產品完全歸奴隸主所有，奴隸只能獲得滿足其最基本的生存的產品。
在這種經濟基礎下，奴隸只有很少甚至幾乎沒有任何人身權利。
整個社會被劃分成了兩個階級，即奴隸主階級和奴隸階級。在二者之外還有平民存在，但是，無論是從經濟，法律，社會等方面的影響力來說，奴隸制都居于主導地位。
這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產生了階級。
那么，這種階級的產生是好還是不好呢？
在原始社會，作為華夏部落聯盟最高首領的王有時候都要從事生產性勞動。這樣，便限制了除了農業之外的其他方面的發展，比如文化，技術，手工藝等等。
在奴隸社會，當一部分人脫離生產勞動后，就開始了從事文化，技術，手工藝等的發展，有力的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
所以說這種階級分化是必須的。但是，我們又應當同時看到，社會的發展是以廣大的奴隸的痛苦為基礎的。
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奴隸制度對于奴隸本身是不利的，但是對于整個社會的發展是有利的。
在權力方面，權力的高度集中產生了特權。
特權，在這里指超越他人之上的權利。
在夏朝，除了王是世襲的外，社會中的其他的權力和財產也都是世襲的。
也就是父親死了后，其后代繼承父輩的權力和財產。
這樣便出現了階級固化，王的兒子依然是王，官員的兒子仍舊是官員，奴隸主的兒子還是奴隸主，奴隸的兒子當然是奴隸。
我們知道，世襲從夏朝到清朝，一共存在了四千多年。在世襲制發展的初期，出現過一些積極的作用，但是，世襲制發展到現在，已經被證明是違反社會發展的一種落后制度。
綜上所述，權力并不是惡魔，相反，正確的運用權力有利于社會的發展，只有特權才會不利于社會發展。
當代國人往往稱呼20世紀中期以前的中國的專制社會，這其實是不對的。
任何社會都標榜自己是正確的，當代的國人標榜自己是正確的，貶斥古代為專制國家，其實，如果真的生活在古代的某個朝代，當時的社會思想又何嘗不是標榜自己的正確的，別的朝代都是錯誤的。
我們可以稱呼古代中國的權威國家。
也可以說中國古代的核心經濟方式是生產。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與生產核心相對應的政治模式就是以權力為核心。
只要中國的核心經濟方式依然是以生產為主，那就必然要求政治制度是以權力為核心。
到了春秋末期，奴隸制開始瓦解，新的生產方式呼之欲出。在這個社會動蕩的時刻，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社會思想。
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也在此時出現。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思想。有什么樣的社會存在，就會有什么樣的社會思想與之相結合。
當我們縱觀儒家思想，發現儒家思想是在諸子百家中和生產結合的最緊密的思想學說。
換句話說，儒家思想最有利于推廣正確的生產方式，最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
舉個例子，在美國的企業中，如果有員工不按照正確的方法工作，就可能帶來效率的低下，那么，作為上級的經理有必要讓該員工轉變工作方法，用正確的方法來提高效率。
在這個時候，員工并不能自由的選擇自己想要的那種錯誤的方法，而只能選擇正確的，能夠提高效率的方法。
在這里，民主，人權，自由，平等，全部都成了一句空話。
在這里，只有強制，等級。也就是說，經理利用權力把正確的工作方法強制推給了那名員工，使得公司的效率在最短的時間內又提高了一部分。有利于公司的發展。
假設一下，如果那名員工堅持要自由選擇自己的工作方法，不聽經理的話，會發生什么結果呢？
結果可能是被炒魷魚。這樣會給公司和員工個人都帶來損失。公司需要重新招人，員工需要重新找工作。
如果按照儒家思想來解決問題，很簡單，員工服從，那么，效率就會提高，對于公司和員工個人是雙贏的局面。
在漫長的歲月中，中國的經濟核心都是生產，所以，在政治上必然要求以權力為核心。
由于和生產的緊密結合，儒家思想取得了統治地位，在數千年的時間里成為了中國的統治思想。這是歷史的選擇。
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小政府大社會就是個趨勢，用權力清單建設法治社會已經是個不二選擇，習總書記的四個全面就是對于互聯網+時代權力的一次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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